袁越，就是现在给《三联周刊》写专栏的土摩托，在他那本讲述美国民谣史的《来自民间的叛逆》里，说过这么一个段子，“当我把这个爱好（喜欢民歌）告诉了几位朋友之后，他们都用一种不屑的口吻反问道：’民歌？每次春节晚会一轮到民歌上台我就躲出去抽烟，一看见民歌手身穿民族服装在台上咿咿呀呀我就恶心，民歌太俗了！’”历年春晚新创作的民歌留给我的印象他接着说，“可是，我所知道的美国民歌可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民歌经历过好几次复兴，至今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几乎所有类型的流行音乐都多多少少受到过民歌的影响，民歌在年轻人当中也一直有相当多的爱好者。

可在中国，民歌什么时候成了保守、俗气、粉饰太平这些字眼的同义词了呢？”袁越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一、真正的民歌大都是很美的。

在传播媒体不发达、也没有“官媒”的时代，一首歌能流传下来，不可能靠炒作和硬推，必须有很多人喜欢才行。

二、民歌就是来自民间的叛逆。

真正的民歌大都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描写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平事的不满和抗议。

一句话，老掉牙的内容和粉饰太平的颂歌是没人关心的。

美国民谣史上最著名的反战歌曲《答案在空中飘荡》。

鲍勃·迪伦用民谣的形式表达个人对时代的思考，使这首歌在不同人群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

民众对于中国所谓“民歌”的看法姑且不论，我们倒是可以借此探讨一个问题：民谣是什么？民谣其实就是民歌。

指作者不详、以口耳相传方式在社团中保存下来的歌曲。

这些歌的大部分作者难以考证，调式古老，源远流长。

它们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风俗习惯，具有特色鲜明的音阶与情调、风格，展现出浓烈的民族气质。

所以当代的民谣和传统的所谓“民歌”，都可以归入“民谣”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董小姐》和“刘三姐”，都是民谣。

《刘三姐》里的山歌，就是典型的民谣。

流行音乐起源于民谣。

现在的流行音乐，就是工业时代的民谣。

现代流行音乐源于英美，因此民谣（Folk Song）往往特指欧美的民谣，而其他地区的民谣则冠以世界音乐（World Music）的名目，反映出一种欧美文化中心论。

我们这里讨论的“民谣”，就没必要区分Folk Song和World Music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创作歌手运动”诞生之后，美国乐评界认为，一个歌手，只要他的歌词反映的是真实的生活，演奏偏重于原声（不插电），不那么吵闹，那么他的风格就可以称为民谣。

无论他唱的是传统民谣还是新创作的歌曲，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乐器，无论他唱的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感情。

Singer-Songwriters(创作歌手)指自己写歌自己唱的歌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兴盛一时，代表人物有卡罗尔·金（Carole King）和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

卡罗尔代表作《挂毯》（Tapestry），占据当年专辑榜榜首15个星期，在榜单停留超过6年，全球总共卖出2500万张。

总而言之，民谣大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反映生活。

2.偏重原声。

3.富于美感。

4.流传广泛。

如今民谣已经成为一种音乐体裁，作品如过江之鲫，以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一首民谣作品是否称得上成功，也未尝不可。

所以《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民谣吗？是的。

是成功的民谣吗？是的。

《南山南》、《同桌的你》、《董小姐》是民谣吗？是的。

是成功的民谣吗？是的。

《九月》、《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是民谣吗？是的。

是成功的民谣吗？那就不好说。

这两首歌在第2、3点上得分应该很高。

但在第1、4点表现就不尽如人意。

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它们讲述的并非老百姓最关心的事，甚至也不是小众受众们最关心的事，导致流传范围不广，无法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

诚然创作者未必有这样的目的，但作为关心民谣发展的人，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本应广泛流传的一种音乐形式，为什么会成为小众的音乐？可能袁越的观点能带来一些启发：民歌要发展，必须现代化。

就是说，内容上要贴近生活，唱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

形式上要与其他音乐形式结合，一把二胡走街串巷，或者所谓“民族唱法”，是没有生命力的。

传播上，要利用商业化来推广优秀作品，但不能被商业牵着鼻子走，从上到下的硬推就更不行了。

我个人觉得中国当代民谣主要挑战是在内容上和传播上。

内容上，反映时代真实的情况，不避开甚至主动去面对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的作品仍然很少，自然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

台湾曾经的民谣歌手杨祖珺说：“我总在心中惶惶恐恐地想着：我的歌声足以回答社会上关心我的人们的爱心吗？如果音乐除了作为娱乐的消遣品而外，不能在这大时代中负起一份该尽的义务与责任，音乐的存在是必要的吗？”在大陆，由于各种你懂的原因，这样的歌手还没浮出水面。

杨祖珺传播上，借助商业化是一个好主意，比如选秀节目，《南山南》、《董小姐》就是在这些节目中脱颖而出，进而成为大众一时的宠儿。

以马頔和宋东野目前的创作成果看，还难以评估商业化对他们音乐的影响，但我们必须警惕商业化对民谣的伤害，一首成名曲到处唱着捞钱，最后江郎才尽，荒废音乐的情况比比皆是，西方流行音乐史上的例子更不胜枚举。

美国民谣元老鲍勃·迪伦，借助商业推广了自己的音乐，但又不被商业裹挟，在音乐之路上探索至今，算是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例子。

腾讯2016年3月份开始的《大事发声》，邀请歌手做现场录音，全程播放，算是民谣商业化的一个最新尝试。

这是赵雷在演唱《南方姑娘》。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七零八零九零这三代人生逢其时，见多识广，愿意也有一定的能力为钟意的艺术掏腰包，这些人就是民谣崛起的丰厚土壤。

他们所呼唤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最能表达这三代人共同心声的优秀作品，而不是某些小众歌手自娱自乐或与少数粉丝同乐的所谓“民谣”。

那些作品自有它的价值，但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这样的作品大陆可能还没有。

但在台湾，在欧美，曾经大量出现。

他们走过的路，是我们正在走的。

多推介一些他们的优秀作品，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并用在发展我们自己的民谣文化上，这就是“河畔小屋”的心愿。

《来自民间的叛逆》是中文世界关于美国民谣史的详实著作。

作者袁越。

“发扬民歌文化不是为了卖出多少唱片，培养多少歌星，而是让大家拿起乐器，放开喉咙，让音乐充满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的音乐更加美好。

”袁越这话说得再对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