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民谣热得不得了:任何一个城市的酒吧都会响起《董小姐》,各大音乐节上,民谣歌手占据了 75% 壁江山:张楚、野孩子、万青、李志、洪启、陈粒、张悬、小河、马条、周云蓬、宋冬野、陈鸿宇、好妹妹、钟立风、万晓利、尧十三……这些原本只在文青范围里有影响力的独立音乐人,变得越来越大众。
在传统流行音乐入土为安的华语乐坛,这些民谣歌手们的音乐却像微商一样传遍了祖国大地。
所以民谣歌手都在唱些啥?网友王登科用大数据分析了民谣歌手的 42 万字的歌词,来搞清楚这件事儿,并用结果来指导 21 世纪中华文青的生活方式。
首先,他选取了大约 30 个不同风格、基本能够覆盖所有人群的民谣歌手和乐队(一般人熟知的民谣歌手的数量应该也不会大于这个数字了),然后,他写了个爬虫程序自动抓取每个歌手的 50 首歌,得到了小 100 个满满的快要溢出情怀的歌词文件。
在王登科的统计里,民谣歌手唱的最多的几个词语是:再见,姑娘,夜空,孤独,快乐。
那些民谣歌手都是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情绪分析,王登科根据情绪稳定指数,把歌手们分了 3 类: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以郝云和丢火车为代表,是比较开心的一类,歌词充满正能量,丢火车乐队的歌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三个词分别是“永远”“晚安”“倔强”,听起来像是个给妹子每天问候“早晚安”的纯情少年。
以忧伤为代表的是李志,他的歌词中充斥着“孤独”“沉默”“泪水”“心慌”等词语,感觉负面能量太多,需要服用一些中国梦来中和。
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李志歌词里的高频关键词还有一类,以赵雷委员为代表,不疾不徐地展示着平静安详,他的歌词和本人一样情绪稳定,不卑不亢,缺点是较难快速给人以强烈的冲击。
接下来,王登科分析了民谣歌手最喜欢的季节。
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歌词中,春天出现了 81 次(赵雷委员应该做了不少贡献),冬天 74 次,夏天和秋天分别是 70 次和 47 次。
由此可见,最受欢迎的是春天和冬天,最不受欢迎的是秋天。
他也分析了歌手们最喜欢的城市,结果如下: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北方城市完胜南方城市,北京是被唱的最多的地方,出现了 81 次。
但是歌手们更爱歌唱“南方”而不是“北方”,“南方”比“北方”多出现了大约 5.7% 。
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王登科还统计了一个数据,民谣歌手们是在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是对未来寄托希望,还是缅怀过去?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看得出,民谣歌手是在像前看的,至少是活在当下的,“明天”这个词在歌词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接着是“今天”和“昨天”,而“前天”和“后天”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王登科总结了一下民谣歌手的人格画像:一个热爱南方的北方小伙子,他游走在成都,昆明,南京,上海,武汉,他时不时觉得世界很操蛋,但依然憧憬着明天,通常来说没有女朋友,但肯定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春天他感到快乐,冬天他感到孤独,他怀念故乡故土,唱着小情小爱,南方的姑娘啊,北方的女王……微在君感觉,王登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或者是出于难以统计而放过了这一点,那就是民谣歌手的出行方式,以及由此可推的经济状况。
印象里,民谣歌手们最爱的交通方式就是火车,不是时速 350 敞亮通透的高铁动车,而是车厢里荡漾着脚丫子味儿的绿皮火车,要从北方开往春天,开往希望,开往遍地稻田、遍地姑娘的美好南方。
毕竟,这届民谣歌手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穷又酸啊!爱笑的民谣歌手,运气都不会太好。
民谣歌手们好像一般都点儿背,小半辈子都在迷茫、彷徨和丧。
微博上的 @猪蹄蹄小朋友 说:“民谣里唱的爱情会让人觉得连冈本都用不起,做爱的环境里也不会有空调。
”知乎上的 @老编辑 说:中国民谣有两大窠臼,唱别人想去不能去的地方,唱自己想日不能日的姑娘,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把这么多无病呻吟用在什么地方。
via @相征/weibo看看对岸的陈绮贞老师,人家多体面。
大部分民谣歌手们没吃过什么了不起的苦头,只有一身贫穷的记忆,漂过几个二三线城市,登时觉得自己领悟人生了,遂以一种拧巴的深情,操着漏风的烟嗓,配上含混不清的含痰式唱法,表演着未老先衰的故作沧桑,再没皮没脸地倾诉对某个姑娘的意淫,一首歌下来,你除了验证民谣歌手都是臭不要脸的男权癌以外,搞不清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可能是贪嗔痴恨爱恶欲里的一种,总之,既得不到,又忘不了。
via 网易云音乐他们的歌词跟大数据流水线写出来的差不多,不是像川普演讲一样单调,就是像郭敬明小说一样矫揉,要不就像晋江小黄文一样色情;伴奏是把按不准的吉他,就着几个简单的和弦,逼格高一点的,加一些小号或者唢呐来撑排场;唱歌最好能用方言唱,一边象征着远方,另一边象征着故乡。
乐评人杨波老师一度将如今的民谣歌手们喻为一片平瘫在地上的泥,这滩泥唉声叹气却又死心塌地作涂地状:我可怜啊,我伤感,我伤感啊,我可怜。
他们的音乐只有两种姿态:自怜和造作。
他们沉浸在被迫害的人设里,不仅自怜,还要显摆自己在自怜,他们自恋、自渎、自欺、自取其辱、自言自语、自我感动……唱来唱去,都是沉溺在骚柔的“小我”里,酸腐、庸俗、谄媚、伤情,自以为把生殖器唱出来就是文艺,把撸管唱出来就是坦荡,然而姑娘们为什么还不来睡我?摇滚和民谣的区别。
via @反裤衩阵地/weibo事实上,民谣确实是最接地气、最爱表达自我的音乐流派。
民谣作品确实都是大白话,配器也简单,便于传唱。
但好的民谣作品,和任何好的文艺作品一样,表达到位,立意深刻,世俗但不庸俗。
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民谣火起来的时代,都是社会转型、意识觉醒的时代,因为大家都需要表达自我,抒发情绪。
像 1960 年代的美国,民谣是非常激进的表达方式,伴随反战、反种族主义的左翼思潮蓬勃发展。
当时,鲍勃·迪伦的歌声就是人们的抗议的声音,《 Blowing in the Wind 》引领了新民谣浪潮。
这首歌发表几个月之后,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拉开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大幕。
民谣歌手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所以歌词对于民谣非常重要。
鲍勃·迪伦的每首歌词都像诗,他年轻时的时候也在如何吐字清晰上下了很大功夫。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称他是“英语文学传统中的伟大诗人”,瑞典学院也说:“迪伦出版的大量专辑均涉及社会环境、宗教、政治和爱情。
”鲍勃·迪伦又影响了台湾的李双泽、胡德夫和杨弦,于是又有了《少年中国》、《美丽岛》和台湾 70 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和政治运动。
《美丽岛》这首歌见证了三十年台湾民主化历程,这首歌被誉为台湾“自己的歌”,歌中的“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载负着几代人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情感。
1970 年代,中美建交,台美断交,台湾在国际社会受到了冷落,被联合国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开除了。
台湾一时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罗大佑写出了这首《亚细亚的孤儿》:1973 年香港经济低迷,音乐人黄霑给电视剧《狮子山下》写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这首歌一扫沉痛,大气磅礴,意气风发,很有励志的色彩。
电视剧前后持续 21 年,超过二百集,这首歌也在港岛耳熟能详,被称为香港“城歌”。
其实我们大陆也有好的民谣,只是我们一直在歌颂生活,从来没激进过。
90 年代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露天电影院》、《白衣飘飘的年代》、《白桦林》……都很美好,但和那些酣畅淋漓的歌曲相比,好像是少了那么一股子气性。
中国还有一种更“土”的民谣,方言民谣,更像民歌,更有地方味儿,更生活化,既有地域性,又有生命力。
“你是那天上的奇女子,我是那地上的拉拉缨。
”——《贤良》“巴山夜雨纷纷,何处留故人?仿若梦中镜里画,风细水清沙。
”——《巴山夜雨纷纷》“今朝阿拉两噶头拿起一把木琴,来唱唱阿拉一道经历过额童年。
男小歪请侬点好打火机,小姑娘准备卫生巾擦眼泪。
”——《上海童年》这些民歌化的民谣也很可爱,超越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会价值,他们歌唱生活,直抒胸臆,而不是满嘴生殖器,无聊当有趣,也不是“她是个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清纯”亲戚式操心。
好在,我们的民谣音乐前进了一大步,我们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国营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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