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指导实践的执著追求 ——评《中国音乐教育》的办刊方向 廖家骅 在国民音乐教育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金秋季节，我们迎来了《中国音乐教育》第100期的问世。

如果从1989年2月的创刊号算起，《中国音乐教育》已有13个年头了。

13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对一步一个脚印的《中国音乐教育》来说，却以自己扎实而勤奋的工作，开创了我国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的新纪元，不仅为广大音乐教师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和思想上的正确指引、许多教学策略和方法上的有益启迪，而且通过对音乐教育审美属性的深入发掘，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素质教育的发展和前进，为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3年来，《中国音乐教育》作为一份以服务于国民音乐教育为己任的国家级期刊，她以“中小学、幼儿园、师范院校的音乐教师和未来的音乐园丁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音乐教育》1989年第1期《发刊词》），以普通音乐教育为核心，为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全方位多门类的服务，其中既有文件政策方面的权威信息发布，也有音乐教育理论方面的争鸣和探索；既有音乐教育新理念、新成果的传播，也有音乐课程新教材、新方法的介绍；既有与教育教学相关的音乐知识资料，也有音乐教育方面的新闻报道……。

总之，《中国音乐教育》的办刊视野是十分开阔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她的全貌。

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来审视《中国音乐教育》，则又明显地觉察到这是一份站在时代前沿，面对广大音乐教师，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指导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的刊物。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中国音乐教育》是一本理论刊物，她是通过各种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来阐述与音乐教育相关问题的。

不论是“特稿”还是“论坛”、“探索”；不论是“新课程新教案”还是“教学园地”，这些栏目的文章无不都是来自音乐教育教学实践，或是对音乐教育实践认识的理性升华和总结。

因此，它们普遍具备了理论的“第一品格”，即：都是从实践产生并概括出来的理性结论和成果，符合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客观规律。

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虽然是有扎实基础的理论，但是人们对理论的价值检验更多地应该着眼于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是否代表了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

这种理论的“第二品格”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是衡量理论品格的重要标尺。

根据上述实践论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中国音乐教育》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3年历程中，受到广大音乐教师的普遍欢迎，其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在办刊方向上，坚持了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特别是在通过科学教育理论指导音乐教育教学实践方面，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执著追求精神，因此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音乐教学改革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课题，也是中国音乐教育实现跨世纪发展的艰巨任务。

《中国音乐教育》从创刊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充分的关注，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各方面教学改革实践经验总结和音乐教学改革思想、方法探索的文章，不仅在理论上富于前瞻性，科学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正是在这些理论成果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的中小学、中师和高师音乐教学改革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新修改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和《音乐课程标准》相继问世，由此带来的教育理念的巨大变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许多嬗变，对音乐教师提出了一个再学习的紧迫任务。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音乐教育》不仅及时地发表了几篇权威性的特稿，介绍了课程标准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重大意义，而且还开辟了《新课程新教案》栏目，发表了多篇诠释《音乐课程标准》新理念、新内容的文章，刊载了一些实践《音乐课程标准》和新教材的方法、经验以及教案。

从编辑部这些良苦的用心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在“急广大音乐教师之所急，想广大音乐教师之所想”，许多音乐老师把《中国音乐教育》称为“良师益友”，无疑是非常准确而中肯的。

诚然，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其中既有大量的应用理论研究，也有许多基础理论研究。

由于音乐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加之它的重点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国民基础音乐教育，因此，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音乐教育理论研究都是以应用性研究为侧重点，而那些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自然要相对薄弱一些。

也可能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音乐理论界曾有人评论我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工作踏实”，但“水平不高”。

此言既有鼓励，也有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不过对于“水平不高”的评价则有些偏颇，主要是他只看到音乐教育纯思辨性的理论研究这一部分不及有些音乐学学科那样深奥、玄妙，而忽视了音乐教育方面大量的、有指导实践价值的应用理论研究。

基于我国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薄弱的现状，《中国音乐教育》仍然十分重视组织和发现有一定质量的基础理论方面的稿件，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音乐教育哲学方面的文章，例如音乐教育的审美本质、音乐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和有关音乐教育目标的思考等。

不过这些文章并不是纯理论思辨的成果，而是面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因此，对广大音乐教师来说，不仅十分需要，而且又是易于接受的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

和所有理论研究一样，音乐教育教学研究也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因为只有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和促进音乐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音乐教育》也倾注了不少心血。

每当我们读到一期新的刊物的时候，总会被一些富有新意的文章所吸引，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迪和教育。

当然，如果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有理论上的创新，那当然是困难的，也是超越现实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中国音乐教育》上，很难找到那些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的文章。

对那些学术上有不同意见的问题，编辑部不主观偏袒，不搞学术垄断，而是放到“探索”和“争鸣”栏目里，让不同的学术思想相互交流、相互撞击，从而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大大地活跃了音乐教育的研究气氛。

例如从创刊初期的关于高师音乐专业办学指导思想的讨论，到后来的流行歌曲是否可以进课堂的争议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较充分的学术争鸣，使大家对许多热点问题有了较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认识，这无疑也是一种认识上的正确引导。

作为受国家教育部委托而办的《中国音乐教育》，应该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担负着对音乐教育在方针政策上指引的重任。

在这方面，刊物的工作也是十分出色的。

十多年来，《中国音乐教育》先后发表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8年—2000年）》、1994年和2000年两次不同版本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以及近期的《音乐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教学文件，这些政策性很强的文献通过刊物迅速而直接的送到广大教师手中，不仅加快了政令畅通，避免了单纯依靠行政机构层层转发的延时弊端，而且及时地提供了指导教学工作的重要资料。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刊物并没有停留在文本的转载上，而是结合这些文件发表了一些辅导性的文章，以帮助教师准确的领会精神实质，更好地贯彻执行。

这种高时效的工作效率和深入细致的周密安排，无疑是来自明确的办刊方向。

其他一些栏目也都与教育教学需要密切相关，诸如“他山石”栏目陆续发表了介绍国外音乐教育情况，特别是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成功教学方法、经验的文章；其知识面涉及到数十个国家；极大地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并为我们的音乐教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人物访谈”栏目推出了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她）们事迹的介绍，不仅对其本人是鼓励、是鞭策，而且也为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有助于激发读者的事业进取心；“杂感随谈”栏目富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它虽然谈的不一定是音乐和音乐教育，但却把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心灵带到了精神审美的境界……。

总之，在《中国音乐教育》琳琅满目的栏目里，充满着对广大音乐教师的真情和挚爱，洋溢着对音乐教师事业和工作的关怀。

这些来自字里行间的人文力量，无形地支撑起音乐园丁的精神世界。

100期，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我们衷心地祝愿《中国音乐教育》沿着既定的正确方向坚定的走下去，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立更大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