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蒙古族结下缘份，并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 我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古城榆林。

榆林与内蒙古的伊克昭盟以绵绵长城相间，靠以浩翰沙漠相连。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周围有不少户人家是靠“跑草地”为生的。

经年累月，他们把当地的砖茶、池盐、布匹、绸缎、挂面等用马驮到“草地”，卖给“蒙人”，或者“以物易物”，换回他们的羊、马＼毛、缄等。

我还记得，每年冬、春之季，我们都会在榆林的北城门口附近，看到停歇着的一队一队骆驼和备有银饰坐鞍的马匹，驼群与驮马间，则有身着各种皮袍的蒙古族男女来回走动。

其中，多数妇女都披彩带银，浓装重饰。

特别是在她们的两条粗长的发辫外面，几乎一律裹着有各种纹案的银片。

显出了一种虽经风沙吹打而愈益健美的强悍个性。

将近50年了，这种具有“边贸’”内容的生活场景，仍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可以说，这也是我对“草原”最早的认识和体验。

我“靠近’她，但从未想过是否要“走近”她。

1968年夏，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我平生第一次走进草原。

因为一年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三个女学生受“下乡插队”热的感染，自己决定不参加未来的毕业分配，而随当年赴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的“知青”一起到那里去。

这件事当时曾在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

其间，她们多次来信，充满激情地叙述了她们崭新的生活，并希望学校派人去亲眼看看。

而学校里不少认识她们的老师同学也一直关心着她们在草原上的一切。

最后，决定让我和一位体育老师代表大家去探望她们。

于是我们就与第二批赴内蒙古的400多名学生一起，先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到张家口，又用了两天改乘大轿车抵达锡盟，然后又买票乘长途汽率到了东乌珠穆沁旗，再搭马车用了整整一天赶到苏木（公社），最后，又坐上“勒勒车”在草原转游了三个小时，才算找到了她们的蒙古包。

在一连四天不停变换交通工具的行进之后，身置真正的大草原，我的感觉是自己到了远离尘世的“天边”。

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和奇妙。

我们在那里一共住了半个月，也就过了半个月的“准”牧民生活：放牧，驮水，检牛粪，守“夜”赶狼，宰羊，拆蒙古包装到勒勒车上，搬家，再重新安装好蒙古包，吃手扒羊肉，挤牛奶，做奶酪……这一切，当然都使我终生难忘，但最让我铭刻于心的，是她们的邻居、一年多来一直关心、帮助、照顾她们的民兵队长和他的妻子达里。

我亲眼看见过队长驰骋草原、连连套马的英姿，让我感到那是整个蒙古民族的豪气和威力的象征。

但当他每次进入我们的蒙古包关照一些事情、教授某种生活常识时，竟一下变得那么柔和亲近，就像她们的一位可敬的长兄。

此刻，我又突然间感受到整个蒙古民族心灵深处藏而不露处事待人的那份柔情和热心。

而达里在一次放马饮水时悄悄唱给我们听的那曲“饮马调”，我已无法形容这样一种歌连带它所传达出的那样一种情，当时在我的听觉和我的灵魂中激起怎样的波澜。

我甚至无法判断她是唱给谁听的：给马？给草原？还是给她自己？此前，我们在舞台上，在广播里，曾听到过多少动听的歇唱，但偏偏这位最最普通的草原妇人的一次随意而唱的歌，却为什么异采独放，让我的灵魂一阵阵颤动呢？这就是我第一次走进草原的经过和感受。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我本来是奉行一个单纯的使命而走进它的，但出乎意料，我却走进了这个民族的心灵，走进了他们的文化，而且因为这样一次意外的“碰撞”，一下子拉近了我与草原的距离。

从此以后，我那不平静的心．一直等待着再一次走进草原．走进草原牧民的精神世界，走进他们世世代代创造的音乐文化传统之中。

新的机缘，总算来了。

尽管是在26载以后，但它终久还是来了。

1994年，台湾“风潮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锦聪先生愿意资助我在两三年内对内豪古草原的份统音乐进行一次普查，然后，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精选出来制作出版。

以供热爱蒙古族音乐的人欣赏研究；而普查所获的全部音响及其背景资斜则交归音乐研究所传统音乐音档库保存。

正是我多年来想做而没条件做的事。

所以，用不着了考虑，我就一口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