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悼公、平公时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师旷。
师旷不仅音乐造诣高深,而且关心民生,以乐论政,具有高明的治国理念,后人尊之为“乐圣”。
因他是盲人,他又自称为“盲臣”或“瞑臣”。
师旷(前570年前后),字子野。
春秋晋国杨邑(今山西洪洞师村)人。
他是晋人,字又称晋野。
据早年碑记云,师旷本为范氏,曾行医于世,又琴艺高超,徒弟甚众而待以师礼,所以他便以师为姓。
目盲者往往听力发达,师旷辨音能力超强,又善演奏各种乐器,技艺不凡。
长期的音乐艺术实践,使师旷达到了高深的艺术造诣,故而被任为晋国的高级乐师,历事悼公、平公,名显于世。
师旷的事迹散见于《逸周书》、《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古籍篇章中,没有专传。
这当是古人不看重乐师的地位,视其为贱业的等级偏见所致。
师旷精通音律,有一套成熟的音乐理论。
师旷通晓五音、十二律,尤擅古琴。
据说他创作了《阳春》、《白雪》、《玄默》、《无射》、《北鄙》、《峤》等乐曲,流行一时。
楚大夫宋玉称《阳春》、《白雪》,曲弥高、和弥寡,是典型的雅乐。
明代乐家朱权《神奇秘谱》称,《白雪》为师旷所制。
因有《白雪》,继作《阳春》宫调,其乐取万物之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商调,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这样高雅的乐曲,到唐代已无传人。
据知今人所传《阳春》、《白雪》乃取旧谱而增修者,已非原本。
师旷生前声誉极高,诸侯纷纷聘请他到各处演奏。
师旷曾到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吹奏献艺,后世有“古吹台”遗址,亦称“繁台”。
1963年开封市将此古迹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供人凭吊和纪念这位2000年前杰出的音乐家。
师旷的特殊才能,表现在他精于审音辨律,尤善琴艺。
师旷认为古乐有《清商》、《清徵》、《清角》三种。
他继承了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化传统,认为音乐的高雅低俗品位关乎时代风气,反映着政治清明昏暗程度。
他指出《清商》属不祥之音,而《清徵》是吉祥之音,《清角》品位最高,不可多得,是盛世之音。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是因为音乐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流行于四方,对民间风俗有潜移默化的引导涵养作用。
《礼记》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师旷吸收了这种儒家乐论的精华,强调音乐反映时代风气,政治的好坏影响着音乐的品位。
这种见解有着深刻而合理的内涵,与唯物史观主张上层建筑诸因素发生相互作用的原理,颇有一致性,值得今人科学地把握和借鉴。
“审乐以知政”,“乐者,通伦理者也。
”(《乐记》)这就是师旷乐论的核心。
师旷不仅以此建构他的音乐理论,而且积极地干预政事,以自己的擅长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尽力服务。
晋悼公时期,能修旧功,施德于民,复兴霸业,政治一度清明。
悼公曾问政于师旷,师旷只回答一句:“惟仁义为本。
”说明师旷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理解。
孟子称赞师旷“……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即反映了乐理通于政理的儒家理念。
《左传》载,晋悼公十四年(前558年),卫献公暴虐,被国人驱逐,悼公认为卫人做得过分了。
师旷则借此劝谏:献公虐民过甚,作为一国之君不能爱敬民众,反而使国人绝望,这样的国君要它何用,能不驱逐他吗?悼公听后觉得师旷说得对,连连称是。
《韩非子》载晋平公设宴招待齐景公,景公向师旷请教治国之道,师旷即刻回答:国君必须施惠于民。
景公一连问了三次,师旷都是这样回答。
景公归齐后深悟其理,放粮济民,散财于众,采取施惠政策,从而赢得民心,驱除了政敌,巩固了政权。
可见,师旷并不是一位单纯以乐悦君的音乐家,而是一位正直有良知的关心民众利益的思想家,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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