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称不懂音乐,所以写《国乐的经验》,其实就是“听不懂的经验”。
他写道:第一回在民国七八年,北大开了一个古琴演奏会,蔡孑民主席,郑重介绍古琴专家、山东王露先生,地点是三院大礼堂,实际只是一所大房子,可以算是风雨操场,也可以当饭厅的。
排坐在板凳上的人看见王露先生走上来,开始弹奏,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拉长了耳朵听着,却听不到什么声响,只远远的望见他的手上下移动着,好像是在打着算盘。
第二回是民国十八九年,我同了女儿到女子文理学院去看秘书郑颖孙先生,他也是古琴专家,承他的好意特别为我们弹了一曲。
在他办公室内,只有主客三人,琴声是听得清了,只是丁一声东一声的,不敢说不好,也总不知道它是怎么好。
大概弹的人弹给外行听也已弄惯了,似乎并不怎么样,在我却不仅心里很是抱歉,也有点惭愧,因为不懂古琴总是不大名誉的。
据《蔡元培年谱长编》,周作人的头回听琴经验发生在1918年5月18日。
年谱里摘录了蔡元培的发言,果然是相当“郑重”的。
只是当时没有合适的扩音设备,在那么空旷的礼堂里奏琴,效果可想而知。
说王露奏琴如“打着算盘”,联想还真传神。
这大约是现场众多听琴者留下的唯一的感想记录了吧。
至于第二回听琴的经验,周作人还在另一处说起过。
那是他写《鲁迅的故家》时,发挥鲁迅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句话“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老百姓虽然不知道司马相如琴心的故事,但起这名字却极是巧妙,我也曾听过古琴专家的弹奏,比起来也似乎未必能胜得过。
”这篇文字写于1951年7月,郑颖孙死了差不多一年罢,若他地下有知,故友觉得古琴之声尚不如蟋蟀鸣叫,不知道会不会还“似乎并不怎么样”呢?这篇短文通篇老实的外行话,但能外行得讨人喜欢,又何况拿手的话题呢。
这就是周作人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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