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我国。
这种文化因具有“科学昌明”的特征而为不少国人所称道,进而在他们心中,西方文化日渐取得“强势文化”的地位。
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衡量中国文明,以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裁判中国的种种事象包括艺术(自然,西方文明确值学习)。
然而艺术毕竟不是科学,其中虽有科学成分因而也讲(科学的)共性,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在本性上是个个性的世界。
中国音乐(下主要指中国传统音乐)本有自己非常优秀的艺术个性,却在西方强势文化观念的支配下,我们自己的行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对它的研究与高扬。
这在音乐教育领域十分突出。
这里先从远处说起。
中国传统哲学由于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互渗,多因素的调和、融洽,以及因此协调运动而消长、渐变和变通,使得中国美学特别追求“和”为美的效果。
由此,中国艺术理论高度重视和谐、简练、韵律和意蕴。
这导致中国音乐在实践层面不看重、不在乎纵向的立体的和声效果,而是推崇和偏爱横向的纯净的单声(单线条)旋律美,并力图在这有限的单声旋律中蕴藉无限的生命、意涵、韵味和意境。
(此种传统在其它中国艺术中也有相似表现。
如中国画里线条之美,远重于西式的色彩斑斓;中国戏曲里线条串接情节,大异于西式的板块结构。
还有舞蹈之行云流水,建筑之龙飞凤舞,园林之连绵递进,书法之“线”的灵动……均突出线条的美和意味。
)《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诸名曲无不如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大指挥家小泽征尔率团来华演出,其中有其指挥的庞大交响乐队对《二泉映月》的激情表演。
他得知中国人只用一把二胡演奏此曲,遂要求聆听。
听着听着,大师扑通下跪,声言“这是需要跪下来听的音乐!”我们不禁要问,一支单由二胡演奏的远不及交响曲长大的中国单声旋律,何以如此动人心弦呢?中国旋律中常见的这种“难以形容”,“妙不可言”,却又深蓄撼人心魄的情感、心绪、韵味以至意趣的特色,不是很值得重视和褒扬吗?而我们一些以西方强势音乐文化为光环戴于头上的音乐教师,常以一句“中国音乐没有和声复调,落后!”吓住恭敬从命的莘莘学子。
想其后果,怎不堪忧! 其实中国音乐里不是没有和声与复调,只是不把它们放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下仅以和声为例)。
且由于“人”的作用,即不同的人群的观念、心理、情趣、习性和思维方式等的作用,可使和声的形态呈现出文化的个性来。
如中国器乐中的琵琶和弦(上下外围两个纯四度,中间镶钳一个大二度)中国民歌中的大二度和声向同度解决的终止式等等。
然而把艺术等用于科学,以为符合纯粹物理声学原理的西方式三度叠置的科学和声,才是“正确”的,才统帅一切民族、地域的共有和声——的观念,却抹杀各类音乐的个性及其精神(应当注意,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不讲对错判断的。
若发现某些业已存在、又违反着常规的艺术事实,那便提示我们,其中有可能含有符合另外规律的某种合理性。
)其直接后果是,强求学生给中国旋律千篇一律地配置西方和声,造成了许多不伦不类、叫人哭笑不得的效果。
“文革”中曾有以西式和声、交响乐队、美声唱法来唱奏中国京剧终被历史淘汰的事例,不是仍然记忆犹新吗? 散—慢—中—快的(速度)结构,在中国舞蹈、戏曲、民间说唱里广泛存在,几乎为中国的时间艺术所特有。
中国音乐由于自古与诗、舞、剧结合一体发展,因而这种结构也成为中国音乐中颇有特色的常见结构,它们负载着中国人特殊的音乐审美心理信息。
另有一些如“倒金字塔”结构(《金蛇狂舞》),“连环曲”结构(《淘会令》),“头尾分合”结构(《八段锦》、《汉宫秋月》)等,都是很值得关注并深藏文化意蕴的特色结构。
而我们许多曲式教师基本不涉它们,或仅作“小儿科”一带而过,一味以西方音乐中一、二、三部曲式,尤其ABA的结构模式为圣典,来解释、说明和评判一切音乐包括中国的音乐,大大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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