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耿生廉先生，于2011年5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6月19日，中国音乐学院举行了耿先生的追思暨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位中国高校民歌教学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

耿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以中国民歌作为主要学习和研究对象的第一代大学生。

他1927年生于山西大同的一个邮局职员家庭，从童年学习“吹皮皮”（树叶）开始，涉足了终其一生的音乐生涯，小学时在学校乐队吹奏笙和笛子，在蕴藏丰富的晋北传统民间音乐环境中，完成了自己音乐人生的启蒙。

1949年夏秋之时，先生为继续求学从大同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先后师从过马可、刘炽、钟敬文、张肖虎、陈田鹤、老志诚、焦菊隐、沈湘等一代学者和名师，其中给予耿先生在学术上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教授民间音乐课程的马可和刘炽先生。

由于学习的认真刻苦，以及对中国传统民歌的强烈兴趣，耿先生于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除了担任系秘书之外，由理论教研室主任张肖虎先生安排独立教授民歌课程。

由于当时的中国高校音乐教育基本是一个欧化的格局，大学的民歌课程尚处于斩茅初创之期，耿先生回忆这段时期曾说：“除了马可和刘炽二位老师编印的一本薄薄的民歌讲义，和一本仅有二三十首民歌的曲谱资料外，别的有关民歌的资料什么都没有。

”这门课程需要的教材、曲谱、录音、文字资料和教学大纲等等，都要从零开始积累创建。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于图书馆、书店、民族音乐研究机构、广播电台等机构搜集资料，在张肖虎、刘炽和钟敬文先生的大力帮助下，耿先生终于在1954年的春季，于北师大音乐系独立开设了民歌课，并于是年秋季编写出国内高校第一套系统的民歌课程讲义。

这是新中国的高校中开设的第一批民歌课程，也是中国民歌之系统理论研究的发轫之时；作为中国高校民歌教学和研究的先行者，耿先生于此领域艰难举步时，年仅27岁。

1993年从中国音乐学院退休之后，耿先生仍承担着学校各学历层次学生的民歌理论教学，其民歌教学生涯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其民歌研究工作则几乎持续了一生。

在半个多世纪的民歌教学和研究生涯中，耿先生共编写出33套民歌教材，这些教材被国内很多高校的艺术专业或课程所引用；记录了145本《民歌札记》与《民歌随笔》，担任过《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特约编审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副主编。

耿先生一生培养了大量从事中国民歌研究和表演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为中国民歌和民间音乐的教育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与中国民歌之间，是一种终生相伴、血肉相连的关系。

按先生自己的说法，“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学习、整理、研究、教授民歌。

民歌与我，永不分离！” 我与耿先生的人生交集，开始于1985年春夏之交的云南。

那是我在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的第二个年头，代表学校到云南昆明招生，恰逢耿先生应云南艺术学院之邀在那里讲学。

在听了耿先生的民歌讲座之后，我向先生表达了想报考他的研究生的想法，当时即获得先生的欣然允诺。

1988年，在耿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之下，我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成为耿先生指导下的、以中国民歌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就我在随后3年中随先生学习中国民歌的体会，先生的民歌教学体现出如下一些鲜明特点： 对音乐价值观的正确把握。

1979年，正值国门初开，欧美音乐和港台流行音乐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大陆学界和社会各界对外来音乐的好奇与崇拜之心勃然兴起的时候，耿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清醒而明确地提出，“我们也要向外国音乐学习、借鉴。

但学习的目的是丰富我们的音乐艺术，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绝不能以西代中，取而代之。

”并在该文中以若干的实例，对中国歌剧、舞剧音乐和创作歌曲与民歌的源流关系，予以了令人信服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