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龙夺锦”弦动汨罗之舞，“浪漫二胡”情牵七夕长歌。

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再现民乐传世风华，百周年纪念讲堂携手北京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二胡大师周维等优秀民乐表演团体和艺术大家，以端午、七夕、中秋、重阳4个传统节日为契机，倾力策划了“沐阳浸月”中国民族传统节日系列演出，力图展现出创新中的中国民乐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联系、共同发展、共创辉煌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魅力，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而博大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

本文将从中国民乐与传统节日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对“沐阳浸月”系列音乐会的精神内涵进行剖析与诠释。

　　从古至今，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兼具教育与娱乐之功效的艺术形式，巍巍中华文明更因传统民乐的世代传习而为世界所瞩目。

　　孔子提倡乐之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仁”的思想呈现于乐的感性活动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强调着“乐”至高无上的地位。

琴师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可见其琴艺之高超。

“酒狂”嵇康的《琴赋》生动地描绘了琴曲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留下了珍贵的学术与历史资料。

李隆基，我国古代著名的皇帝音乐家，精通琵琶、横笛等丝竹乐，尤喜击羯鼓，称之为“八音之领袖”，建立了唐代音乐机构教坊、梨园。

更有以诗词配乐的宋代音乐家姜夔，以及因首创“十二平均律”而为西方音乐界所倾倒的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可以说，传统音乐，这种以民族乐器为载体，在民间通过“口授心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艺术形式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而常与“乐”并提的，则非“礼”莫属了。

这种礼乐文明于过去是指“周公之典”。

《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制作的礼乐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贱之间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

而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不同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淆。

但另一方面，如果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

因而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

乐讲和同，它既是指音乐，又超越了音乐，反映出音乐激起人们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

春秋鲁人孔丘发扬了儒行。

其所谓儒，不灰心丧志，不得意忘形，有上尊下慈的美德。

无怪乎孔子在礼乐崩溃时，发出如此的感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一生所致力追求的理想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而今，时代赋予“礼乐”以新的含义。

当清明、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悄然划入法定节假日的行列，人们看到了古老文明新的生机。

伴随传统节日的回归，何谓传统，怎样过节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而这“何谓”“怎样”之中，即包含了“礼”的新意味。

　　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认识似乎仍然停滞于清明祭扫、端午吃粽甚至将七夕当作“中国的情人节”的以“吃”概全、洋为中用的尴尬境地，完全忽略了对传统节日深层内涵的挖掘。

如何以民族的立场、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佳节，成为摆在中国音乐人乃至普通民众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全面西化倾向使得民众对国乐知之甚少。

而今，在国学复兴之际，笔者以为，这正是“礼乐”全面复苏的一个最佳契机。

因为“礼”与“乐”的同源性势必造成二者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关系。

　　从许多中国传统古曲甚至于现代改编曲目都可以看到传统民族风俗的影子。

《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夕阳箫鼓》《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单听这些古典名曲的名字就已经令人神为之夺，中国民乐韵味之美，可见一斑。

俞伯牙在江边抚琴，唯钟子期从中听懂山之雄浑、水之幽深；寒梅迎霜傲雪，疏影弄月，暗香轻度，清奇挺拔；春江明月初升，一叶扁舟，一点渔火，在月下随水漂浮；离乡背井的凄凉中夹杂着离别后的思念，如泣如诉；身陷十面埋伏，耳听四面楚歌，空有拔山之力，可惜英雄气短，别姬自刎，痛何如哉；秋月秋风秋夜长，孑影徘徊思故乡，如此寂寞，卿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