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韵，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美国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博士。

11岁时师从钢琴家殷承宗，16岁获得美国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钢琴预科的最高奖学金赴美留学。

曾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22届国际艺术家比赛中，获钢琴一等奖，还获得1995年辛辛那提世界钢琴比赛大奖。

多次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纽约林肯中心和荷兰阿姆斯特丹G-bow音乐厅演出。

　　　　8月4日，孙韵应宁波琴尚琴行的邀请来到宁波江东少年宫作题为“天籁之音———嘉德威大师班”的钢琴教学讲座，并上了一堂精彩的钢琴公开课。

　　　　记者：您是位成功的钢琴家，先给我们讲讲您自己的音乐之路。

　　　　孙韵：我出生在上海的音乐世家，我母亲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是总政军乐团的钢琴演奏家，父亲曾经是“中国第一圆号”。

从小我就喜欢音乐，只要音乐响起就能跟着跳舞。

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自己很早就开始学钢琴，但她认为自己学钢琴走过一些弯路，觉得孩子迟点学琴比较好。

于是我到了9岁才开始学。

随后就师从殷承宗、赵屏国、周广仁等大师，所以我很幸运。

1987年，16岁的我拿到了美国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钢琴预科的最高奖学金赴美留学。

　　　　在美国16年，确实不容易。

幸运的是，我遇到很多有名的好老师。

我的音乐之路，母亲的激励尤其重要，像中国所有的母亲，她把自己未完成的梦寄托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做个比她出色的钢琴家。

　　　　记者：您得了那么多的奖，并获得钢琴演奏博士学位，现在对音乐有什么新的体会？　　　　孙韵：欧洲是今年才开始有钢琴演奏博士，美国的艺术演奏类博士要求特别高。

美国的学位都是宽进严出的，钢琴演奏博士学位除了理论考试，还要通过资格考试、演奏、论文等，最难的是资格考试，因为除了音乐问题，其他的问题和知识都会考到，而且需要会英语之外的德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之一种。

还有论文，需要100页以上，基本上不能用形容词来表达音乐，需要多轮的答辩和修改才能通过。

对我来说，最容易的是举行三场考试的音乐会。

因此，哪怕在美国，音乐演奏类的女博士也特别少。

　　　　学习让我不停地思考。

最高的艺术境界就是极简。

艺术是具体和抽象兼具的，它是感性的东西，要通过理性的分析、思考再变成感性。

伟大的艺术家在台上看上去行云流水，那是经过了无数遍的苦练才成就的。

所以艺术就像修道，必须脚踏实地，然后才能走向一种悟道的境界。

　　　　记者：您曾受教于多位著名的钢琴家，哪些人对您一生的音乐事业影响最大？　　　　孙韵：我很幸运，曾得到那么多优秀钢琴家的指导。

每个老师都在我不同的人生和艺术成长阶段，对我起过不同的作用。

周广仁老师是我的偶像，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钢琴家，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

她是宁波人，她在练琴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大的挫折，被钢琴砸断过手，耳朵失聪过，但是她永远充满阳光。

她教会我如何做一个超越物质追求的音乐家。

　　　　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尼娜·斯维特拉诺娃则教会我技巧上的真正突破。

我的手指条件不算好，开始国外学习的时候我的技巧并不突出，虽然我对音乐的理解力很强。

通过她的指导，我突破了困扰，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从此弹琴变成一件轻松的事情。

其实她教技巧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让你从技巧的困惑中解脱出来，让你能够彻底地驾驭琴键，自由地表达音乐。

　　　　记者：您觉得中西方对音乐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孙韵：中西音乐之渊源各异，除了因民族性所产生的色彩差异之外，主要表现于中国音乐注重的是情韵，而西洋音乐注重的是和谐。

　　　　也许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我是个中西方文化都很能接受的人。

曾经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全世界都在弹奏同一个曲子，为什么听起来都不一样？后来有一次去听菲尔兹曼的演奏，那场演奏会让我感受到天人合一的能量。

于是我去找他，他很智慧地说，一看就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东西。

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弹琴的精神境界，那就是不能有杂念、很纯净的心态。

后来我开始看《道德经》，学内修，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那种宁静的力量。

现在，我是在用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方式来表现音乐。

其实我们不用在乎中西方对音乐的不同，到一定境界的时候，音乐是没有国界、语言和文化差别的，它是相通的。

　　　　记者：有没有您最喜欢的演出曲目或者您最欣赏的钢琴家？　　　　孙韵：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喜欢或者不能演奏的钢琴曲。

不过也许我的个性有浪漫、热情、戏剧性等因素存在，所以我更喜欢激情、浪漫的表达。

比如舒曼、肖邦、舒伯特等，现代派的德彪西、巴托克、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

　　　　我最喜欢的钢琴家是傅聪，他是著名学者傅雷的儿子。

他学贯中西，又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被称为“钢琴诗人”。

在他的琴声中，有一种纯净、质朴以及神幻般的古典美，因为他对艺术的投入是如此纯粹，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傅聪先生的讲课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理念和感染力可以打动每个人，他总是告诉你音符背后的内容，每次听他的课，就可以带你到新的层次和高度，对音乐的理解也会得到升华。

　　　　记者：有人说亚洲的音乐人善于模仿，缺乏独创性。

您怎么看呢？中西方的钢琴教学有什么不同？　　　　孙韵：中国的教育不提倡强调孩子的个性，所以自然就少了些个性的东西。

但就艺术教育来说，我认为现在中西方的钢琴教学正在慢慢同步，老一代的教师开始退休，而新一代的教师大多像我一样在国外留过学，教学理念与西方比较接轨。

中西方教育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国外的老师不会盯着你练琴，他们觉得学音乐更需要自觉。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不能随便浪费时间，并且鼓励学生思考，提出问题。

　　　　而在国内，老师大多很有奉献精神，就像父母一样尽心尽责。

在我们音乐学院，你如果无故不来上课，老师要去找你，或者给家长打电话。

但这样也导致中国的学生依赖性很强，一切以老师为准，相对比较被动。

　　　　中国的学生大多学琴很早，很刻苦，很多人的基本功很好。

但很多优秀的孩子一到外国留学就不一定能够适应了，因为对音乐缺少理解，表现的时候缺少人文的东西，需要艺术精神的升华，这是很关键的。

换而言之，我们的“术”学得很好，但是我们缺少“道”的东西。

　　　　记者：现在学钢琴的孩子很多，经常听到父母这样说，我的孩子手指特别长，特别适合弹琴。

您对于初学钢琴的孩子家长有什么建议？天赋重要吗？　　　　孙韵：家长普遍关心两个问题———我的孩子有没有音乐天分？我孩子的手够不够大？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前，我先简单告诉家长一个概念：钢琴不是给世界上少数、极少数超大手预备的，钢琴不是给超音乐天才学的，钢琴是给千千万万人学的。

所以，正常大小的手，都可以学，只不过手偏大一点儿，优越性更多一点儿罢了。

弹钢琴不像跳舞对手、身体比例有要求，我的手指条件就不太好，但是我什么音乐都可以演奏。

　　　　当然对音乐的敏感度还是不可忽视的，也就是所谓的乐感，有表现的欲望，还有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等。

这就属于天赋的范畴。

我并不否认，尤其想成为一个钢琴家，天赋还是重要的。

　　　　记者：学琴的孩子还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难题：孩子刚开始学琴的时候，热情很高；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了热情。

此时最让家长为难：如果放弃，半途而废太可惜；如果继续，担心强迫孩子学，效果也不好。

怎么办呢？　　　　孙韵：学琴的目的很重要。

弹钢琴确实对左右脑的开发、智力的开发、理性和感性的协调有好处，我是支持孩子学钢琴的。

但是学琴确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坚持学下去的，学了一段不愿学是正常的。

现在的父母让孩子学琴，有的是为了考级能够加分，有的觉得弹琴就是文娱活动，培养高雅的情趣。

大多数都并不是想让孩子成名成家。

　　　　其实，儿童的心理特征就是贪玩，他们的兴趣容易发生转移，如果不是玩，很快就生厌了。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没兴趣就学不好琴，不如不学。

我倒是觉得此时家长就应该认真对待，家长不管，孩子就学不好。

所以能不能坚持在于家长自己的态度，想要学好必须当成一项作业来做，而不是一项简单的娱乐。

　　　　如果孩子对写作业没有兴趣怎么办？家长一定会想尽方法让孩子完成作业，所以还是要适当地用鼓励、引导、奖励，适当加入威严、强制的手段，让孩子学下去。

如果真的不愿意学了，再放弃也不迟。

　　　　我还建议，孩子学琴不宜太早，女孩子6岁左右，男孩子7岁左右比较好，否则容易坐不住。

即使学不下去了，以后也可以换种乐器尝试，比如好动的可以学打鼓，安静的可以学器乐等。

国外的孩子都会选择一样自己喜欢的乐器，因为美育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从小培养和熏陶是非常好的。

　　　　记者：如今学钢琴的误区有哪些？　　　　孙韵：学钢琴，都想成为郎朗那样的人，目的性太强，反而会失望。

钢琴是一种文化，需要底蕴，更需要真正的热爱，能够快乐地享受弹琴的过程很重要，哪怕这个过程本身是艰苦的。

都想像郎朗那样以扬名天下来改变人生，压力自然大，而实际上机会真的极少，有这样的重压，反而学不好钢琴。

如果孩子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世俗之重，也就没有了纯净自然的心境，而音乐是心灵的对话，否则又何以达到音乐与心灵的交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