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要经历多少旅程,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男人;白鸽要飞越多远的距离,才能在沙滩上安睡;大炮在发射出多少炮弹,才会被永久封存……答案在风中飘荡。
”可以说50年前鲍勃·迪伦就用他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荡》为民谣定了调,民谣真正的力量与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观照与批判。
今天的中国民谣已走出了白夜飘飘的年代,在一个到处是标准答案又到处都没有标准答案的社会中,我们的精神常常被商业巨潮掀翻,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歌坛被你情我爱的陈词滥调粉饰得花枝乱颤,好在有一批民谣音乐人的坚守,坚守着对现实的吟唱,对人性的朴素关怀,哪怕这个声音是那么的微小,毕竟这个声音已经在路上……于是我们看到,从前年开始几位民谣歌者开始背着吉他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这些没有助理,没有助手簇拥的歌手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就像在进行一场关于理想主义的实验,歌者们用朴素的歌声试探着所到之地的温度。
在一些城市收获共鸣,一些城市收获敷衍……一个个城市的温度相加就是整个中国的温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谣在路上寻找聆听者的过程,也就是民谣歌者观察巨变中的中国大地的过程。
行走就是一道方程式,充满变量,答案,在路上、在行走中推演。
1月2日,北京南站的候车室中,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席地而坐,一阵节奏明快的吉他旋律后,他开口唱起了歌。
他的歌声与车站中行人的嘈杂声与车站广播混在了一起,他的身边也立刻围拢了二三十个人,一位乘客拿出手机一边录一边向同伴解释:“这人叫川子,是唱民谣的,挺有名的。
”在川子的身边,同为民谣歌手的同伴也在为他叫好,在他们的面前,六七个吉他箱零散地摆在地上。
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准备2012年“民谣在路上”的首演。
“民谣在路上”巡演2011年中,“民谣在路上”在不同城市上演了42场。
民谣,一个相对小众的音乐类型,逐渐被人们熟悉,民谣歌手们也开始出现众多粉丝,他们的出场也会引起台下的尖叫声。
城市中的人们每天匆匆穿行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之间,许多人无暇顾及身边的风景和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故事。
民谣歌手拿起吉他、吹响口琴,平静自由的唱出心声,讲述你我的故事。
1月2日11点,四五个吉他箱堆在一起,几个留着长发的人在彼此间开着玩笑。
行色匆匆的路人偶尔侧目,“一看就都是玩艺术的。
”年轻人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评价,仍旧说笑着。
直到川子弹起吉他,唱起了那首《郑钱花》,说笑声开始变成了叫好声。
川子的歌声也留下了许多路人,他们开始围观、拍照。
“在车站机场,大家待着无聊,我就把琴拿出来唱,给自己快乐,也可以给等飞机等火车的人带来一些快乐,这一瞬间他可能就把飞机误点和压力忘了,多好的一件事儿。
”川子在车站见到民谣歌手沈庆后,上去就是一个拥抱,“庆爷,你来了。
”歌手、乐手越聚越多。
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参加2012年“民谣在路上”巡演的首场演出。
“2010年4月12日在星光现场开始的第一场演出。
5月份开始巡演,第一场是在一个只有300多个座位的小剧场。
但是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不同以往的变化,场地越来越好,互动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硬件条件也好了很多。
十三月唱片CEO卢中强说,在“民谣在路上”之前,民谣没有大规模地进入剧场和音乐厅。
十三月与文学网站“榕树下”的合作促成了“民谣在路上”的开始。
”榕树下给了一笔40万的资金,我们拿了60万,凑了100万的盘子,演到第十一场的时候,钱都赔光了。
有人就说这没法扛了,我说我要再扛扛,扛到2010年年底看看会怎样。
后来通过很多演出,我们的票房好了起来,歌手的状态好起来,也有商业赞助了。
如果100万赔光了我们就放弃了,就不会有现在的继续巡演。
一位工作人员负责起十来个歌手和乐手的吃住行,工作人员将票发到了每个人手中。
歌手们背起吉他,拖着行李通过验票口。
川子背着琴走在最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把自己当成个腕儿,琴都是自己背着,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助理,也没有那么多的说法。
”民谣歌手杨嘉松认为,真正的价值在于实打实做出来好的音乐。
“很多人在演出时都是别人给拿琴,前呼后拥的状态。
但是在我们这儿,谁也没把自己当腕儿,那些表面的东西我们不会做。
”在南京的一家快捷酒店的大堂,歌手们分好了房间,两个人一间的标准间,宾馆距离演出现场大约5分钟的车程。
1月3日晚上7点,距离演出还有半个小时。
能容纳1300人的演出现场来了大约6成观众,川子偷偷地在幕布后探出头,看看演出的上座情况,“不能这么少吧?这个时间起码得坐8成了,估计一会儿还能陆续有人来。
”在场外,大幅海报上印着演出歌手的名字,川子、马条、杨嘉松、王梵瑞、沈庆……老狼的头像则被放得最大。
7点半,一声清脆的铃响。
口哨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在空气里,昏暗中无数双异常期待的眼睛紧紧盯着舞台。
民谣歌手王梵瑞第一个演唱,灯光顿时暗下来,只有一缕光打在他的身上。
穿着帆布鞋、牛仔裤,背着吉他的王梵瑞与观众寒暄几句后,灯光亮起,低头拨琴。
他也没有了台下的沉静,随着节奏开始进入状态。
歌曲唱毕,底下一片欢呼。
“我改名字了,凡改成梵,以前的凡上面什么都没有,我想让自己的音乐更丰满起来,就像在原来的状态中长满了大树。
”王梵瑞说完,又开始了第二首歌曲。
代红白蓝的红色代表,他当时被看作是更具人文色彩与社会关怀的唱作人。
与许多一夜成名的歌手不同的是,33岁的王梵瑞经历过很多时间的沉寂与磨练。
曾经跟一些热爱摇滚的哥们一起组乐队,到最后却各奔东西。
然后孤身一人,从西安跑到北京,有过长期在酒吧里驻场演出的生涯,离开歌坛开小饭店,再重做歌手,这些过往的生活痕迹,他用声音时而安静时而有力地述说着。
在王梵瑞演出时,后台的杨嘉松一直在关注着舞台上的变化。
他脱掉羽绒外衣,穿着咖色T恤,围着一条米黄色的围巾走上舞台。
“民谣就是简单朴实的东西,歌手也一样,没有过多的修饰,上台就是表现一个本我。
”“民谣在路上”起步后,既普及了民谣,也勾起了一些中年歌手的青春岁月,杨嘉松就是其中一员。
杨嘉松看到“民谣在路上”的演出视频后,心里就开始痒痒,他半开玩笑半试探地在卢中强的微博上留言,“在路上的民谣,没有我怎么能叫民谣呢?”,卢中强也立即回应,“发两首歌来听听。
”不久之后,杨嘉松迅速加入了民谣在路上的队伍,也与十三月唱片公司签约。
杨嘉松曾经为田震等歌手写歌,多年不开唱的他已经成为一名音乐制作人,也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之前也在做自己的音乐,后来一直在幕后,在幕后很枯燥,面对录音棚特别孤独。
看见民谣在路上心里就开始痒痒。
在老狼之后出场压轴的川子一上台就说:“在狼哥之后唱,压力很大,得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
”川子上台前脱掉了军绿色的外衣,穿着深蓝色的T恤和一双马丁靴,坐在椅子上边弹边唱。
唱到高潮时,川子站起身踩着椅子用力地拨动琴弦,一根琴弦被他弹折了。
川子的歌声引起观众一片叫好,一个男歌迷突然喊出:“川子,我爱你。
”台上的川子一时语塞,憨憨地笑了几声,继续唱歌。
演出结束后,川子在后台给粉丝签名。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以前是不是就得被打击一把,也感受到了冷漠。
”“在一些地方,广告海报已经打出去了,总共能够容纳300人的场地,最后只有30人,台下的观众不是划拳就是在玩骰子,我们艺人需要观众和舞台,我们是在赔着钱演出。
在网络上已经很有名的歌手,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呢?”川子在一次巡演结束后,承接演出方要求歌手自己找住的地方。
“因为你没给我赚钱,我们的演出没让人家赚钱,人家也不待见我们,我们只能连夜赶路。
”川子是地道的北京人,说一口清澈动听的京腔,虽然已经44岁,但他自认为是民谣圈中的新人,“能让现场音乐有一个舞台,真正的不模仿不修饰,唱自己写的歌,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写作的很多歌曲都是20年前写的,如果没有民谣在路上,可能没有人知道我,我可能就是一个酒吧的小老板,开着自己的酒吧,写自己喜欢的歌,交自己的朋友,也是很安逸的生活。
”公司曾安排川子在深圳的酒吧驻场,到了深圳之后,每天要唱3节,每节40分钟。
川子住在深圳污水处理厂的宿舍,一张破板床,墙上都是拍死的蚊子的尸体。
“但是走上这条路上,我就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容易,才能写出那些很现实、很不容易的歌。
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演出方认为民谣真棒,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演出也很带劲儿,一次打击两次鼓励,两次打击一次鼓励,总体来说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
”以前演出中,杨嘉松也常能看到在他唱歌时,很多人在划拳喝酒,大声说话,他有时候会说“我特别好奇你们在说什么?我很纳闷你们来这干吗来了?”“十几年前,我曾经在酒吧唱歌,我对这样的情况都免疫了。
因为有很多人不是来听你唱民谣,而是来买醉的。
”杨嘉松的办法就是上台唱歌前,先让自己喝醉,他常在音响旁摆着一瓶酒,上台前就大喝几口。
“因为这样才能降低我的痛苦,这样就会忘记他们不听我唱歌的状态,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去酒吧的客人。
”文并摄J209离开太合麦田的王梵瑞转投了其他公司,他有些愤懑地说:“我是小众歌手,就让我好好写和唱小众的歌。
”王梵瑞在来到北京后写了很多歌曲,他的专辑《这座城市》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对北京夜景的一次瞬间感触。
北京特有的人文气息始终吸引着这位来自古都西安的民谣歌者。
王梵瑞说他的家乡有着与北京相似的人文气息,能分别在两座文化古都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幸运。
在深圳演出时,突然有一个开发商老板找到川子,让他给楼盘写一首歌,老板拿着一间两居室的门钥匙等着歌曲出炉,“我把歌曲给他,他就把房子作为酬劳给我,几百万和一张纸的交换。
而这张纸上写的都是违良心,虚伪的话。
”川子拿起笔,写出了被网友封为房奴歌的《幸福里》,“离幸福不远的地方,我想就是这儿了,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福里 四万多一平米。
我每天赚钱很努力,花钱也很小心,可是要住进这幸福里,需要三个多世纪,我买不起。
”“只有努力,幸福是自己来的,不是别人施舍来的。
如果我违心写了歌颂那个老板和楼盘的歌曲,即便我得到了幸福里,但是我失去了的是真正的幸福。
我在家里肯定写不出这样的歌,我一出来,有这么漂亮的小区,这么多人买不起房子。
”在川子心里,他的民谣就是将“没法说的唱出来”。
“将老百姓自己的事儿唱出来,茶余饭后作为娱乐。
尽可能地祈求整个世界会好,而不是我们在用个人的小精神推动社会,我扛不起地球来,我们只是期盼。
我觉着我干这行要对得起自己,也得多少有些作用。
我们的声音虽然很微弱,也是唱出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对人性的关爱,是一种唤醒,这是音乐重要的部分。
”杨嘉松说:“很多民谣的歌词、编曲方式、演唱方法都是很简单直接。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写的很简单很单纯,没有太多的渲染。
”田震点评杨嘉松的歌词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水平”,“就是五年级以前学的字就够了,她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我不喜欢堆砌辞藻,喜欢用简单的词语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这也是民谣的一个特点。
现在民谣的形式有很多,有的很诗意,有的很简单现实,有的偏向与摇滚。
”两年多前王梵瑞离开歌坛,开了一个小餐馆,这是另外一种生活体验。
他写出了《天又亮了天又黑了》是一首直白的不能再直白的歌曲,也是经历了生活磨练的产物,它记录了一群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天又亮了,天又黑了,又是一天结束了。
人生就好像一个跑道,我们不停冲刺奔跑……“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在这首歌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幅都市人忙忙碌碌的生活写照,歌曲的音乐比较简洁,没有太多繁复的编配。
”不停奔波于演出地,川子怀念起了在酒吧里安逸的生活,他经常想,“那么安逸的日子,我干吗放弃了?跟这帮人这么折腾啊?但是我如果憋在屋子里,就没有那么多的感悟,写不出这样的歌曲。
否则就是在嘶吼,很苍白的音乐。
”川子认为坚持做民谣的动力在于音乐传递出的声音,“最起码在音乐中发生过一件事,出现过我这样一个人,有人给你记下一笔,还有就是通过我们音乐传递出的一些微弱的声音,来唤醒一些人们。
”说到收入,川子说:“干这个就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比日前的日子过得苦,我一出来就把酒吧生意耽误了,收入少多了。
”王梵瑞是一位崇尚真实的歌手,在他的歌曲开头和结尾的音效,都是他自己拿着MD机在北京地铁、街道、公交车站录下来的。
虽然这些音效完全可以在电脑软件中找到,但他认为,只有亲自去感受这个过程,才能真切捕捉到那些丰富的生活细节。
“民谣就是我的血液,就像是说话一样,是我的爱好,我会永远地做下去,哪怕是很多作品不会公开,但是我也会唱给我的朋友,唱给我的儿子听。
”杨嘉松认为,能够有民谣原创音乐的舞台,唱自己的歌,生命中有过一段时间是这样过的,就很满足了。
“这几年更多地关注形式上的音乐,很多东西都比较千篇一律,音乐的辨识度越来越差,歌词写得也越来越差,相对于主流音乐来说,民谣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
”十三月唱片CEO卢中强说,不论从团队的收入,还是从民谣音乐家的收入和主流音乐的演出收入对比来看,民谣还远远未到达火的地步,还相差得很远。
在很多商业演出中,很难看到民谣歌手的身影,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很高的收入。
“作为民谣在路上,首先要喜欢,不能有一个很长远的野心,而是着眼于眼下的量入为出。
民谣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熟悉的,也是我能给音乐家提供帮助的。
”“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
”卢中强认为,正因为新民谣拥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批判力,从而能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
本报记者 赵喜斌文并摄J209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地乐坛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时代,伴着互联网的兴起,民谣在主流音乐的冲击下,开始慢慢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大约十年后,从北方到南方,在各种民谣音乐节上,一批民谣歌者抱着吉他坐在台上,他们的歌曲中不再讲述着校园的故事。
他们弹奏着生活的节奏,喉咙里发出坚韧而充满着对生活感悟的声音,唱出更为草根、更有城市特色和生活力量的声音。
每当直击现实的歌词,糙劲十足的声音蹿进你的耳朵时,你就知道,现在的民谣要撕破的是现实中诗情画意的假象,仿佛说,今夜我们不谈爱情。
在这群歌手中,不乏有在民谣音乐中坚持了十几年的“老人儿”,是什么让他们坚守在这块民谣的阵地上? 是什么让他们开始一头扎进了对现实的关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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