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到25岁，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生活，前面的25年，考试或者挣钱，生活都“在别处”。

对我来说，唯一想要的生活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现在我做到了。

即将毕业的时候，宿舍里7个人有5个在忙于保研、考研、出国，这个时候，大学4年的生活可以被简化成一张表格，而这张表格决定着你的未来。

我的表格上一片空白，没有竞赛获奖，没有课题，没有出国交换，也没有一个漂亮的绩点。

我没有提前规划过自己的未来，整日忙于维持一个文学社，写诗、开读书会、办朗诵会，待到反应过来的时候，申请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

而我也不想再继续读书了，我唯一的想法是，再也不要考试和写论文，找一份工作应付一下，然后把其他全部时间用来写小说，成为一名作家。

毕业前，我找了一家图书公司实习，公司离学校不远，步行20分钟。

公司在一栋写字楼里，一个大的工作间，分出许多小格子。

每个人的空间就是那一个格子，上班下班打卡，迟到早退扣钱。

我负责一个公众号的运营，通常的工作是复制粘贴一些很文艺的文章进去，写一个导语，不时插入一些自己公司做的书的书摘，每天打开数据统计，分析一下什么类型的文章阅读量高。

周一至周五，我早上在同样的时间走同样的路线小时后，走同样的路线回到学校。

每到周五就感到欢欣，到周日晚上，就感到失落和颓丧。

3个月后的一天上班路上，我感到了一种积攒到头的抗拒，抗拒等待着我的格子间。

于是我给工作室总监发了一条微信，说，我情绪不太稳定……想请假休息一下。

我原地转了个身，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南方的车票，去杭州工作的男朋友那里住了几天。

做一个上班族的尝试这么快就失败了，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日复一日走同一条路，也没办法忍受每周的情绪循环。

我也不喜欢做微信公众号运营，没有创造的价值感。

这时，一个毕业多年的师姐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招聘实习文化记者的信息，我私信问她，我可以去吗？她说，好呀，来试试。

她告诉我，这个工作就是跑跑文化活动，做文化类的采访，最关键的是，不用坐班。

我和师姐在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就当是面试，她是这家新媒体网站的文化组总监。

她刚入职不久，文化组也刚组建，现在组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记者和一个实习生。

我们随便聊了聊天，几年前她从一家媒体辞职，去了印度和东南亚，在那里玩了几年。

她写诗，而且写得很好。

她没说太多工作的事，而是跟我说“一定要去印度”。

她告诉我实习生是一个月1200的工资加稿费，如果入职，每个月工资应该不低于7000。

7000对我来说已经高出预期了。

他比我早两年毕业，是定向师范生，毕业后直接回到原籍杭州做语文老师，他与大学吉他社的朋友约好，一起辞职回北京组一支乐队。

小曹想在学校附近找一间房子，这样可以借用学校吉他社的排练室练琴。

我在学校对面的北邮家属楼租了筒子楼里的一间，20平米，有卫生间，每月租金2600元。

毕业前，我就从宿舍搬了出来，在自己租的屋子里写稿。

其实我可能并不适合做记者，因为我太内向，和人打交道会让我焦虑，但写东西是我唯一愿意做也唯一会做的事。

第一次采访前，离那天还有一个星期，我就开始心神不安，只要不在准备采访就很慌。

因为焦虑，我在新租的房子里住了一个月，都没有心情收拾房子。

不过我想，这只是暂时的，有过几次采访就不害怕了，就能找到节奏，安排好工作时间和自己的时间。

我还是挺希望能够入职的，因为时间灵活，每一次任务和每一张面孔都是新鲜的，不用每天走重复的路，然后整天坐在格子间里，而且是在创造出有自己署名的文章。

另外，有一个潇洒自在、开会永远迟到的总监，工作应该不会太累。

一开始写稿太慢太少，也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稿子，快毕业时终于得到了一次机会。

德国汉学家顾彬来我们学校讲学，同事说，这不就是那个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汉学家吗，可以采访一下。

我接下了这个任务，每周去研究生教室里听顾彬的课，最后一节课咬咬牙走到他边上：“我在一家媒体做实习记者，想对您做一次采访。

”他干脆地答应了，给了我名片。

采访那天，师姐陪我一起去了，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约定地点，而师姐这时才刚刚出发。

采访时师姐在旁边听着，我硬着头皮发问，只希望无论如何不要冷场，顾彬一直板着脸，直到送我们出门，才做了一个笑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友好。

稿子写出来，编辑从顾彬的话里面摘出来一句“余华他完了”放进标题里——足够有争议，足够吸引眼球，文章阅读量还挺高的。

学校要我们填去向表了，我鼓起勇气问师姐，我能留下来工作吗？她给了我人力部门的联系方式。

我收到了工作合同，工资是每个月5500元。

师姐说，主编告诉她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是5000元每月，她又替我争取了500元。

工资比早先说的要少，每个月减去房租就剩两千多块了，不过也够生活。

入职之前，师姐约我和另一个实习生一起吃饭。

我们在北锣鼓巷散步，路过了一家彩票店，我们一时兴起，进去一人买了一张。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还真有点期待地等着开奖那一刻。

师姐说，我要是中奖，马上辞职去旅行，把你们两个都带上。

当然，三个人一分钱都没有中。

我办好了入职，师姐告诉我，她要卸任了，做总监太累了，就跟主编提出做一个普通的编辑，让新招聘来的同事做总监。

新的总监到公司来和我们见面，她说，在行业里做了十几年，现在是一个人担起担子的时候了。

她看起来经验丰富，果决强干，有励精图治、把文化组做出样子来的决心。

我和师姐一起去跑活动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想，我可能会走，回印度去。

”我说：“刚上班呢，怎么也得干一阵啊。

”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三个题，一个文学奖的报道，一个采访，还有一个突发事件——两位作家打起了官司。

总监让我抓紧时间，立刻打电话采访其中一位作家，然后就发了电话号码过来。

我不得不立刻打电话过去，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

对方的语气并不太友好，她说：“你们记者总是把我往一个方向上引导，我都不敢说话了。

”我特别委屈，心里说，老师，我不是这样的呀，我才第一天上班，帮帮忙好不好。

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的时候，已经被拉黑了。

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到，记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讨厌的角色。

就这样，我毫无缓冲地进入了工作状态。

公司规定，每人每个月要完成12篇稿件，意味着两天半就要写完一篇稿子，新媒体的节奏就是这么快。

这个任务放在其他报道新闻的组里可能还可以接受，但在文化组，随便一篇稿子就是5000字，采访前还要读完作家写的书。

我每天从早上起床就开始工作，跑活动、采访、整理录音，一口气到夜里11、12点甚至3、4点。

不用去上班，也就是没有休息日，一周7天都在工作，哪里还有时间写作。

我想，可能是因为刚刚入职，业务还不熟练，等到熟练了就快了，就有空闲时间写小说了。

10月初的一天，我早上起来去跑活动，因为每天熬夜，我通常是不早起的，这天早上7点多就起来，从外面回到家就写稿。

写完稿，觉得身上力气都用尽了，头开始痛，一痛就痛了几天，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站起来觉得虚弱得路都走不动。

我去医院看中医，医生把了脉，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在上班吗？我说这几天请假休息了。

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在家休息个一年半年。

又补了一句，你精气神都虚。

他给我开了很多大补的中药，还建议我多运动，不要做跑步这么剧烈的运动，就多出去散散步。

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就继续工作了，偏头痛每一两个星期都要发作一次，一发作就要在床上躺两三天。

有的时候我手里同时积攒着6个题，不要说写小说，就连走路时抬头看看天空都没有心情。

我夜里经常做噩梦，梦见发洪水、坠机，或者考试、发疯，然后尖叫着醒来。

和一位今年研究生毕业的文学社师兄一起吃饭。

我说，工作太累了，我就算工作以外有一点时间，也都是在生病，根本没时间写东西。

他说，他每天下了班也没什么事情做，还有双休日，但是也什么都没写，下了班就觉得累，就想在沙发上躺着。

小曹的乐队没排练几次就解散各奔东西了，学校吉他社的排练室被团委收回去做了办公室。

小曹开始失眠，要天亮才能睡着，睡到快吃晚饭，然后背着吉他去学校转，想找一个容身之地，到晚上11点多，学校的所有大门都要锁上了，他又沮丧地回来。

在浓重的灰黄色大雾里，他骑着电动车带我去食堂吃晚饭的时候说，绝对不会在北京待第二个冬天了。

冬天天气阴冷，有一天我瘫在沙发上工作，正准备站起来，脚落在地上一用力，突然感到腰后连着大腿的神经一阵刺痛，我腿一软跪了下去。

去医院拍片子检查，是腰间盘突出，医生建议不要久坐。

这时小曹在昌平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平房，想练琴，但手都伸不出来，天气冷，水管都冻住了，也没有水用。

过春节回家，公司布置了任务，写一篇关于家乡春节风俗的稿子。

我采访了家人，但是觉得没心情动笔，一天在走亲戚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坐在茶几边上哭了起来。

我趁着情绪失控给总监发了一条微信：我身体支撑不住了，想辞职。

“我身体实在太差了，以现在的精力，工作和写小说之间只能做一件事，我想写小说。

”师姐办了辞职，去了印度。

我又回到工作中，虽然减少了工作量，但我的头痛没有减轻反而在增重，以前是除了工作都在生病，现在是生病之余偶尔能够打起精神工作。

拖着稿子的时候，我对总监和同事充满了愧疚，这是最折磨我的事情。

渐渐的，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接出版社的新书，为新书做宣传，我觉得自己不过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在协助书籍这一商品的营销。

当然在其中能够尽力传播一些理想和价值，但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想用自己的作品创造价值。

有时，我坐在别人的新书发布会的媒体席上，记录着上面作者的发言，我会想象，有一天我坐在上面谈论自己的作品。

我又一次提出了辞职，又一次妥协，变成了一个月写一两篇稿子，接受工资的评分制度，达不到评分标准就扣工资，能拿到多少工资就算多少。

我退了一个月2600元的房子，从二环搬到了六环的宋庄，租了一个每个月900元的房间，那是专门搭建起来租给外来打工者和穷艺术家的房子，长长的阴暗走廊里像旅馆一样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

小曹在离我10公里左右的地方，在与河北仅隔一条潮白河的村口租了一个村民搭建起来的小砖房，每个月房租700。

那个房子在一个大桃园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网，房间里一张大炕，小曹一个人住在那里，在园子里种了点菜，养了一条狗和几只鸡，没有其他的事情，只练琴。

他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春天桃花开了整园，夏天结了桃子，他的琴艺也随着桃花的开放而进步。

有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到他那里，在桃园里的树墩上摆碗筷吃饭，在炕上睡大通铺，墙上爬着很多蚰蜒，有时会从房顶掉下来。

夏天到了，我工作满了一年，小曹也来北京一年了，我们决定回杭州去。

小曹说他不那么喜欢北京了，北京让人烦躁。

杭州的朋友不论是弹琴还是画画，玩得自得其乐，北京的朋友不光想玩，可能还想成功。

以离开北京为理由，我终于彻底辞职了。

辞职的过程拖了半年之久，我称它为“渐进式辞职”。

办好离职手续那天，我和小曹庆祝了一下，在宋庄的路边摊上吃了一顿小龙虾。

小曹和杭州的几个朋友说好，一起租下杭州村子里的一栋小房子，整栋房子一个月的租金是2000多，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每月只有300多。

我们交了一年的房租，把行李寄去，准备离开北京。

公交车逐渐开上了小路，视野变得开阔，道路左弯右弯，两边的树木和田地向后退去，青山在四周绵延，山脚下散落着设计各异的三四层小洋楼。

从火车站来这儿两个多小时路程的疲惫，一呼吸到这里新鲜的空气就被驱散了，我看着窗外的田野、树林和人家，心里越来越轻快。

我在路家头口公交站下车，没看到站牌，车就在田地边两条路的交会口停下了。

苏过来接我，带我去我们的房子。

离公交站也就50米，大门敞开着，一个不大的院子，堆着些脏兮兮的椅子，院墙边上长着一些植物。

房子是深灰色的，有3层，二层露出一个阳台。

房子门口挂着一个日式酒屋招牌样的红灯笼，房门敞开着半扇。

我走进里面，空间很大，但乱糟糟的，只有苏一个人在家，她坐在一进门的桌前写着什么东西，身边堆着一堆大纸箱，是我从北京寄来的行李。

二楼也堆着一堆纸箱，不知是谁的，二楼到三楼的墙上挂着许多画，三楼一扇木头门上印满了油彩的白色手印，一些楼梯的角落还结着蜘蛛网。

我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床是半塌的，睡觉可能会滚下来，想开灯，发现没有灯泡。

苏说带我村里转转，我们沿着村子唯一一条道路向上走去，路上几乎没有人。

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方的村子，它和北方的村子差别太大了。

北京周边的村子里，地上全是灰和垃圾，房子都是土旧的砖房，让人想到“贫穷”、“劳苦”之类的词。

眼前的这个乡村，道路干净，房子都很漂亮，四周一片清绿，让人想到的是“自然”、“静谧”、“富饶”。

村子叫紫荆村，路边墙上画着吹笛的古人，写着“中国竹笛之乡”，路边的山上生长的全都是竹子，村民们主要以制笛为生，家家都是笛子作坊。

走到村子中心，有两家小卖部、一家菜店、一家水果店，再往上走到了村子尽头，有一个水库，站在水库大坝上俯瞰，村子被青山环绕着。

再往前走就出了杭州，到了临安。

小曹比我晚到几天，帮我把房间修缮好。

我房间的全部家当是一个大书架、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组装衣柜。

小曹在一楼占据一个房间，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墙角贴着隔音棉，吉他音箱种种设备都装备好，作为他的工作室。

我每天早上起床出去跑步，跑到菜店买菜回来，回到家读一会儿书，下午写作，晚上看个电影，小曹每天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悄悄写他的歌。

我手头有一点点工作攒下的积蓄，打算不时接点写稿的零活赖以为生。

我们的门牌号是路家头9号，我们将这个家简称为路家头。

路家头一共住了8个人，这8个人全都没有工作。

我、小曹和苏是校友，苏是学哲学的，在英国读研究生，读不下去，休学回来了，被我和小曹怂恿到了杭州。

她没上过班，身无分文，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每周和英国的精神分析师连线做精神分析。

她在为出版社翻译一本书，要半年后才能拿到稿费。

阿木是皮匠、拍卖师、修表师，他在院中仓库里做皮具，这是他的谋生方式；所谓拍卖师，就是在一个微信拍卖群上介绍拍卖品然后发报价和落锤的表情包，每周工作3个晚上，这给了他固定的收入。

修表是他现在痴迷的事情，他每天在工作室里攻克表盘里的难关，出来吃饭的时候脖子上还套着放大镜，他把拍卖和做皮具挣来的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修表工具和零件上。

桃子和任上读的是杭州一所大学的艺术专业，桃子是首饰设计师，主要做银饰，柜子上摆着各种漂亮的石头、珠子、线绳。

她的老公moii是法国人，两人在东南亚旅行时认识，然后moii专程飞到中国与桃子结了婚。

moii有时在网上下围棋和打德州扑克赚钱。

任上是个画家，房子里挂的那些不明所以的画出自她手，她还做不明所以的实验音乐并且有一支乐队。

大河是名摄影师，但她更像一个巫师，她摆弄星盘、塔罗牌和水晶，给人做催眠和意象治疗。

这样一帮人在宁静的村子里引起了侧目，走在路上村民总是多看我们几眼，我们每天都去同一家面馆吃面，在面馆里总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干什么的都有。

苏找到了给媒体翻译稿件的工作，一个月翻译一篇能进账一千多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保障了基本的生存需求。

我们在山中的这个小村子里，过起了再正常不过的日常生活。

每天中午起床，到村头一家面馆吃面，下午回到各自的房间或者工作室里忙自己的活计，晚饭轮流下厨。

忙自己的事情忙累了，就坐到一楼或者二楼布置好了的公共区，抽根烟聊会儿天，或者用投影仪放部电影。

除了一日两餐和水电费，我们基本没有其他消费，村子里也没有什么可消费，头发我们自己剪，电灯我们自己修。

我们很少出村，不过很会在村里自娱自乐。

阿木有一张弓和一把箭，他总说自己有蒙古人的血统，其实他干干瘦瘦像营养不良。

在院墙边上他放了一个垫子做靶子，有时上面挂一个塑料瓶或者一个桔子做靶心，站在院子的另一边拉弓射箭。

有一天他开心地说带我们上山打野味，辛苦地从陡坡攀上山，山中只有竹子，没有任何动物的踪迹，以至于当阿木看到一只麻雀飞过，就高兴地一声惊呼，箭“嗖”地射了出去，消失在了茶树丛中。

我们钻进茶田扒来扒去，也没有找到那支箭。

我们空着手从山的那一头下来，经过另一个村子，阿木背着弓，苏腰里插着箭，大白天走在村子里，像是从哪个朝代里穿越过来的人。

天气开始转冷，在房间里写作，手都伸不出来了。

我们没有空调，各自买了电暖器，但是房子里只要有两个电暖器同时运作，就会跳闸断电。

小曹从自己的工作间里接了一根电线出去，我们就每天晚上瑟缩在这个房间取暖。

经过商量，我们凑钱从网上买了一个烧煤的暖气，里面灌上水，一只烟囱从窗户伸出去，我们从村民那里拉了一箱蜂窝煤回来，每天引火、填煤，看着温度表上的数字上升。

下了很大的雪，院子里的积雪有一公分厚，我们出去散步，山上的竹子被压断了许多，雪中溪水还在潺潺流着，我在北方从来没有看到过雪、绿叶和没结冰的水出现在一起，像古代冬雪水墨画。

停了水，我们发现是院子里水管被冻住了，烧了开水往管子上浇；又停了电，我们自己换零件修好了电闸。

我们架了一口锅在炉火上，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炉子吃火锅。

过年回来风已经变暖，路边的桃花周围有了蜜蜂围绕，一片田地一天天由绿色变成淡粉变成玫瑰色。

我们背着平日里买菜的背篓，拿了一把锯子，去村里采花，一个下午满载而归。

找来各种瓶子罐子插了鲜花，摆在家门口、家里每一个桌子上。

四月初，我们帮面馆老板娘去山上她家茶田里采茶，掐茶树上那些鲜嫩的尖芽，作为报偿，割了一筐蕨菜回去吃。

我们的小鸡在孵化器里孕育了21天后在某个早上破壳而出，先是听见微弱的叫声，一只蛋壳被啄了一个口子，然后慢慢地裂开。

“出来了！

”我们挤在孵化器边上，像老婆生了孩子一样高兴。

一只挂着湿哒哒的毛、裸着皮肤的丑家伙在里面挣扎，逐渐摆正了头和爪子的位置，成为了一只小鸡的模样。

守了两天，我们有了17只毛绒绒的小鸡雏。

我们本来有一只猫，还养了一只捡来的狗，从别人那儿抱回了一窝兔子，路家头人丁更加兴旺。

天气几天凉快几天炎热，突然有一天持续地炎热了起来。

我们一行人提着一只地笼，拿着一根加长的装了个钩子的鱼网，以为不引人注意地抄小路到了河道边。

阿木脱掉鞋跳下河，把地笼横进河里，一头拴在石头上。

然后我们伸长那根改良过的鱼网摘李树上的果子，钩子钩住李子，李子就掉进了网里。

旁边的村民冲我们喊：“去摘那棵树，那棵树上多！

”第二天早上收地笼，里面有几条好肥的泥鳅，还有一些叫做沙塘鳢的小鱼，我们把它们放进后院养鱼的水池，准备日后吃，几天后在院子里放电影吃露天烧烤，想烤鱼，水池里太浑浊，找不到了。

过了几天，地笼也被偷了。

一天晚饭后出门散步，一些男孩子在村委会后面的篮球场上打篮球，村子里平时很少见到年轻人，我们想起，这天高考结束了。

毕业季到了，许多孩子将要离开村子，而我们这些毕业2年、4年、10年的人，在这个村子里即将度过第二年。

有时会有有工作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对他们来说是出趟远门，到郊外度个假。

他们可能有1万左右的月薪，我说，哇，好有钱，我们的朋友这么有钱。

然后苏说，但是他们没有人像我们这么闲。

没人能睡到中午起床，白天就坐在自家院门口晒太阳，有心情就去爬山下河。

关键是，没人能为自己工作，用喜欢做的事情谋生。

那天我们到市区里看电影，之后在一家店里吃了烧烤，市里入夜还灯火通明，一排一排都是商店和馆子，不像村里，天一黑就只有路灯亮着，两家小卖部都很早就关门了。

我长到25五岁，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生活，前面的25年，考试或者挣钱，生活都“在别处”。

对我来说，唯一想要的生活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现在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