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法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必须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习同志指出,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中国人民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各派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法理逻辑,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习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和各派合作智慧的结晶。
回顾历史,民盟就是在与中国共克时艰中不断坚定与中国同舟共济的决心。
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接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公开宣布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这标志着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同各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
可以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发展起来的,是伴随中国人民站起来正式确立的。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各派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大目标下共同奋斗,使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
各派在探索救国道路上自觉而郑重地选择中国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正确的选择。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实践,愈发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共同目标激发同心同向,整体利益统合各方利益。
习同志指出,人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追求的是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认定中国是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愿意跟着中国走。
各派虽然来自不同界别,但都追求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正因如此,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
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极大激发了各派与中国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动力。
近年来,各派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比如,2012年至2017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平均每天有3.7万人走出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对同期全球脱贫的贡献率高达70%。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有各派的积极贡献。
协商民主实现集中领导与发扬民主的有机统一。
在一些西方国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经常陷入恶性竞争,形成否决型政体,出现前任建房、后任拆梁的现象,甚至把丑化、贬斥对手作为吸引眼球、获取支持、树立政绩的手段。
各利益集团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优先地位,对于对立利益集团的要求则予以排挤打压。
中华文明自古就提倡以和为贵,主张不同因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将注重合作融合、反对分立对抗作为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各派在中国领导下画出“最大同心圆”。
我国通过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长远发展,有效避免短视和折腾带来的巨大成本。
解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往往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在新中国成立不到70年的时间里,我国发展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避免了政党相互倾轧造成政局不稳或政权更迭。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的长期稳定领导,积极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
通过长期稳定执政,中国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成功解决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事实胜于雄辩,成就赢得瞩目。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日益彰显。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70年来,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相关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制度框架体系,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运行、发挥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均有明确规定。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
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修订的政协章程提出,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指出各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这些法律制度规定,不仅完善了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而且在法理上明确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秩序框架和行为准则。
回顾历史,从“八字方针”“十六字方针”到“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从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到习同志提出“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主要归功于中国的正确领导和与时俱进。
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的相关制度,使参政党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深化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多党合作的制度规定,使多党合作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不断提高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定更大的利益。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我们深刻感悟到,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各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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