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乐队的夏天》播出后，刺猬乐队的鼓手石璐发了一条微博。

在节目中，刺猬乐队改编了张杰的歌曲《只要平凡》，这首歌是石璐主导改编的歌曲，其中，有她一大段的Rap。

石璐说，在呐喊的那个瞬间想起了窦唯和舌头乐队，仿佛看到了晓松老师说的那个光芒万丈的年代。

《乐队的夏天》播出前，新裤子乐队也发了一条微博，在历数了新裤子的成长经历之后，他们话锋一转：“我们曾经写歌都是给自己听的，没期待有什么人喜欢。

一直到了最近几年，为了继续向前走，才开始注意到，音乐是需要被更多人理解，才会被喜欢的。

”2019年3月，新裤子乐队在北京工体开了一场演唱会，起名“新浪潮”。

工体全称北京工人体育馆，因为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音符就是崔健从工体传出来的，地位举足轻重。

两个月前，痛仰乐队开启《点石成金》二十周年巡回演唱会，终点就放在工体。

两年前，反光镜乐队也在这里开了20周年的演唱会，当年横冲直撞的青年，如今都一把二十年的刻度尺，丈量自己的青年时代。

彭磊站在台上，对着人群说，这是我们过去二十年的人生。

新裤子演唱会的海报，翻拍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封面，相同的背景下，画面上的人，已经过了21个年头。

演出行至尾声，场馆的灯光暗下来，主唱彭磊唱到：这是最后一首歌曲\唱完之后我们将离去。

歌词伤感，看台上有人轻声啜泣。

人们看着台上的乐手，就像看着不知道哪天会突然消失的老房子。

彭磊解释，“乐队”不是指新裤子自己，而是坚持玩乐队的这代人。

坚持的这代人所剩无几。

彭磊安慰大家，“这几年突然发现很多人开始喜欢独立音乐，也许中国独立音乐的黄金时代真的来了。

”随后，新裤子返场，演唱了《生命因你而火热》和《我们的时代》。

一个月后，新裤子乐队参与录制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

节目火了，黄金时代似乎真的来了。

和大多数乐队一样，新裤子本来并不想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以为会很差劲，因为这些乐队的平均年龄都35岁以上了，你让他们这些中年人来干什么，来丢人吗？”他没想到，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了解中国独立音乐的渠道不是live house，不是音乐节，也不是网络，而是一档综艺节目。

“以为乐队已经断了香火了，没想到还是那么强。

”二十年来，众多乐队来了又走，合了又散，风格换了一波又一波，刚开始，大家歌唱信仰，后来是呐喊反抗，慢慢的，人们歌颂和平与爱，到最后，“高兴就好”。

台下的听众换了一波又一波，年龄越来越小，代沟越拉越大。

工体开唱之前，新裤子发了单曲《最后的乐队》，歌词写着“那些艺术家并不伟大，他们只为讨你欢心”，好像唱出了所有老乐队的心声。

这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见过真正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高中生的彭磊认识了刘葆和尚笑，开始一起玩音乐，几个人在居民楼里排练，把门反锁，谁敲都不开。

1996年，彭磊毕业，想在学校搞一场演出。

学校叫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是个中专。

学校不大，出了不少乐队，唐朝、清醒、超级市场、二手玫瑰都是彭磊校友。

那是摇滚乐闪着光的年代，崔健家喻户晓，黑豹传唱九州，“魔岩三杰”鼎盛，红磡余音绕梁。

“我们在学生时代被摇滚乐深深吸引了，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开始闪光。

”人人都在玩“重金属”，彭磊懒得练琴，又想玩点不一样的，一直在找方向，直到在打口磁带里听到雷蒙斯，感觉对了。

学前班的时候，彭磊认识了庞宽，庞宽给乐队起名“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来自一本包豪斯学院的画册。

乐队后来把排练场所放在北京服装学院的防空洞里，就是在这里，沈黎晖第一次看到他们排练。

那场演出，校方的意思是，你们要是演出，今年就不发毕业证。

乐队被迫去了旁边的对外经贸大学。

演出的经历很糟糕，但那天晚上来了个特别的人，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

1997年，乐队签约摩登天空，沈黎晖说乐队名字得改，得容易宣传。

几个人想了几个，最后定了“新裤子”。

最初，摩登天空在一间地下室里，地下室特别破，里边特别潮，如果楼上上厕所会漏到地下室里，就在那屋子里录音，新裤子录了第一首单曲《I’m ok》。

条件艰苦，沈黎晖说彩铃特别值钱，大家不如写一首手机上能用的彩铃，说那样咱们就发了。

但是根本没人能写出来。

那几年，老牌的乐队在顶峰处戛然而止，新乐队层出不穷，似乎迎来春天。

在一本《北京新声》的书里，乐评人收录了清醒、麦田守望者、新裤子乐队、地下婴儿、花儿乐队、子曰、超级市场、鲍家街43号等音乐人，探讨这股北京新声代音乐文化。

1998年，新裤子乐队发布首张专辑《我们的时代》。

新裤子签约摩登的时候，反光镜乐队的几个人，盯着墙上贴满的欧美摇滚乐队海报，幻想着能有一把自己的吉他。

乐队的成员都是发小，同在一个大院长大，有着共同的爱好，1997年，反光镜乐队正式成立。

那是理想主义余温尚存的90年代，但对乐队而言，一切似乎并不显得那么浪漫。

“设备不好，音响不好，没有人看演出，只有自己捧自己的场。

”那时，北京远远还称不上是文化中心，演出的场所也是少之又少。

乐队只能提着设备，一家一家的酒吧谈演出，几乎没有固定的场所。

直到1998年，位于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开业，这些乐队才终于有了“根据地”。

当时出现了一批和反光镜一样死磕摇滚乐的乐队，“几个乐队就天天混在一起玩，大家有设备的出设备，有地方的出地方，对经济上没有要求，在一起玩高兴就行。

”那年，几支乐队找到老板，在一个周末定了一场演出，就是那场演出，“揭开了北京朋克时代的序幕”。

当时还在”脑浊“乐队打鼓的李鹏，也在别的乐队弹吉他，不演出的时候就给反光镜调音。

常驻嚎叫俱乐部的几支乐队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无聊军队”，他们还常常喜欢开玩笑，“朋克在那个时候没有土壤，我们在一片荒芜里边迸发出来，我们就是土壤。

”城里的乐队热闹非凡，痛仰的主唱高虎全然不知，1998年，在南方打过工的高虎怀着满腔热忱，来到京郊的迷笛音乐学校。

来到北京的第二天，高虎就认识了贝斯手张静，那时张静还是弹吉他的，高虎说，如果你改弹贝斯，我们就可以组支乐队，第二年，张静开始致力于贝斯。

后来，夜叉乐队的吉他手李豫川也加入了进来，高虎又邀请了鼓手张冰，痛仰乐队最初的阵容成型。

从迷笛毕业以后，这些准备和摇滚乐死磕的人就聚集在了学校附近的树村。

1999年的北京树村，是中国摇滚乐最有发言权的根据地。

痛仰的几个人和其他众多乐队一样，住着月租一百多的平房，终日晒不到太阳，冬天要自己点炉子取暖，甚至有一次，高虎因为煤气中毒，差点儿人就没了。

当时的摇滚市场并不景气，痛仰成员很不稳定。

乐队收入主要依靠现场演出，但演一场也就几十块钱。

演出结束，大家还得挤一辆面的回家，最后每人再分个十块左右，有时候还会遇到骗子，说是演出结束给钱，到最后找不到人。

低廉的演出无法支撑他们各自的生活，乐队成员不得不去教学生弹琴，补贴家用。

“我们这些玩摇滚的人不喜欢求人，本质上说是不喜欢搞社会上那一套虚情假意。

”2000年，痛仰面对苛刻的条件，签约京文嚎叫唱片，录制了第一张专辑《这是个问题》。

这不单单是痛仰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乐队都面临着问题。

新裤子乐队的问题是依然没找到自己的风格，主唱彭磊觉得朋克太土了，尝试着转变成电子乐。

那是新世纪初期，电子乐的接受程度极为有限，一次演出中，眼看着观众渐渐走空，彭磊急了，我要玩“土摇”！2002年，鼓手尚笑离队去日本发展，新裤子乐队不得不停了下来。

早期的演出中，反光镜还从没过“职业化”的意识，用叶景滢的话说，“想着别赔钱就行，够抽烟、够喝酒，好点能够打车回家足矣。

”99年春夏，嚎叫俱乐部关门。

老板吕玻去了京文唱片，成立了厂牌“嚎叫唱片”，反光镜陆陆续续演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演出，和嚎叫唱片签约后，开始制作专辑《无聊军队》。

2001年，反光镜成了第一支去美国巡演的中国朋克乐队，自费。

巡演的状态就是“混”，演出完了没地方住，就住当地的朋友家里。

“他们其实特别热情，都抢着让我们去混吃混喝。

” 巡演对乐队影响很大，大家第一次听到有人说“Less talk more rock”，学到了怎样做一支真正的职业乐队，从美国回来后，李鹏正式加入反光镜。

从这时起，反光镜开始酝酿全国巡演，“大多数乐队就是在等，等别人发现自己，自己不做宣传推广，我们越来越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004年，在积累了一定人气和经验之后，乐队坐着火车，一口气走遍了全国30多个城市。

巡演回来，反光镜似乎一下子辽阔起来，接连录了《成长瞬间》和《释你》两张专辑，完成“转型”。

那几年乐队状态很稳，大家忽然觉得，似乎巡演才是乐队梳理自身最好的出路。

痛仰也在寻找这条出路。

2005年，一个在树村一起玩的朋友拿着一本名为《上车走人》的书跟高虎说：你们应该像这个作者一样出发。

这个作者是美国黑旗乐队的主唱亨利·罗林斯。

高虎备受启发，转过年来，痛仰乐队独立发行EP《不》，开启了全国50个城市“在路上”大型巡演。

巡演的路上，高虎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做的音乐，我们的家人都不爱听。

巡演催发了痛仰大量的创作灵感，《公路之歌》、《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安阳》、《西湖》等等跟此前曲风完全不同的歌曲。

新裤子没有加入巡演大潮，彭磊和庞宽两个人都在上班，一个做动画，一个做设计。

上了一阵子，彭磊找到庞宽说，不能再这样了。

庞宽原来在乐队站在后面，默默无闻，但攒了特别多歌，好多是十几年前写的。

他把多年积压的能量都释放在新专辑里，2006年10月1日，《龙虎人丹》发行。

作为一个北京的70后，从童年开始，霹雳舞、disco这些元素就包围了彭磊的生活，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一个叫“苏珊娜”的迪厅玩，20块钱一张票，经常放摇滚乐。

驻足回望，新裤子一下找到了方向。

那是个流行音乐井喷的年代，那一年，MAO Livehouse在鼓楼东大街开张，一批成立于05、06年的乐队正掀起“后北京新声”浪潮。

2005年，失控体乐队还活跃在许多高校与酒吧演出。

主唱子健突然想做一些新鲜的尝试，万事俱备，只缺鼓手。

后海大鲨鱼乐队的小武把石璐介绍给了他。

子健说：“本来对石璐没什么印象，后来看到她打鼓时的样子，毫不犹豫拉她加入乐队。

”失控体乐队自此更名为刺猬乐队。

2006年，刺猬乐队的专辑《Happy Idle Kid》独立发行，转过年来，他们签约摩登天空，发行《噪音袭击世界》。

新裤子乐队的庞宽为他们设计复古封套，“快乐的懒孩子”成为刺猬乐队的新标签。

一直到2011年，刺猬乐队以两年一张的速度，发了他们的“青春三部曲”——《噪音袭击世界》、《白日梦蓝》、《甜蜜与杀害》。

用彭磊的话说，“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青春、狂躁和不顾一切。

”痛仰乐队的高虎评价更为直接，“有热情、激情，有勇气。

”带着同行们的鼓励和期待，刺猬乐队逐渐拥抱迷幻、朋克、噪音等更多的元素，先后带来“人间三部曲”，创造“刺猬式”摇滚乐，不仅在国内音乐现场大放光彩，也开启了赴美巡演旅程。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彭磊在《乐队的夏天》中说过，好得乐队挺多，但过的好的乐队不多。

新裤子也在那几年遭遇了一些麻烦，比如庞宽跟陈奕迅粉丝的骂战。

用彭磊的话说：”有个乐队叫万能青年旅店，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后来陈奕迅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个乐队不错。

经纪人看到这个微博，马上给他们办专场。

当时新裤子也挺困难，结果预算都给了万青。

庞宽当时就急了，发了一个微博骂陈奕迅大傻X，下面有好几千条评论，说你丫才是傻X。

“后来，陈奕迅找新裤子写歌，因为当时赌气，他们回了一句没兴趣，给拒绝了。

新裤子跟外边吵，刺猬内部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16年年末的刺猬已经好久不排练了，三位成员住所在北京城的三个角，和异地恋无异。

在沉寂期，刺猬乐队的主唱子健告别地下室，每天坐着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上班，做起了程序员的老本行。

新专辑《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被他说成“就当是刺猬最后一张吧”。

那段时间，团队面临解散危机，主唱子健无比痛苦与无助，一直在修改歌曲，直到进棚录唱的最后一天，歌词才呈现在队友面前。

当石璐第一次看完歌曲，“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像一把刀子扎在心上，喉咙堵堵的。

”痛仰被歌迷质疑，“在很多老歌迷眼中，我们可能没有原来那种愤怒的感觉了，就连哪吒的形象也变成了双手合十的样子，他们可能对此有些不理解。

”矛盾叠加着矛盾，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痛仰主唱高虎曾坦言《愿爱无忧》时期的创作心境：“在第一张唱片出来十年前甚至更早，我曾是问题少年和问题青年，那张唱片是之前的一个总结，我没想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中年，尤其这几年有了孩子和成家之后；我离开家太长时间，一直在路上找寻自己的乌托邦，反而欠缺太多的亲情。

”20周年演唱会上，反光镜乐队说“当年无聊军队时候大家都玩儿朋克，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了，希望下一个20年，你们都还在，还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鼓手叶景滢问大家“你们还来吗”，几千人齐吼“来”。

2019年，《乐队的夏天》现场，刺猬乐队乐队对着台下观众唱到：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新裤子最后一个上台，彭磊说了一大段话之后，对着台下的乐迷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带乐队走向未来，未来可能会是独立音乐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