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富足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成长中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文化快速迭代、网络日渐发达，他们不用再为物质烦恼，他们享受着电音带来的触电般的快感，从身体到精神，被击中，被感动，被俘获。

毕竟，在这个消费主义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里，还有什么能比电音更让人兴奋呢？作者 | 周琦编辑 | 申学舟对决失利，虽然获得主理人保送资格，但队长Dirty Class必须在自己的战队中淘汰一组队员。

口罩下的他们没有过多犹豫，“我们选择自己退出”。

在《即刻电音》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这样的举动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却触动了作为制作人的大张伟。

他终于没能忍住，跑上台，用自己一路走来承受的痛苦和努力开导道，“很多人仗着我喜欢音乐欺负我，但我坚持的原因就是我爱音乐。

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了，但我希望你们能保持原来的自己。

”一番话令所有人动容，其中也包括Anti-General。

节目第一期，Anti-General曾经直言，“如果知道有大张伟就不会来参加”，一时激起议论无数。

但此番肺腑之言让他对大张伟逐渐改观，“他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生存了下来，光是这点就很值得尊敬”。

这某种程度上是电子音乐与摇滚或嘻哈音乐极为不同的地方，它所信奉的PLUR精神——Peace、Love、Unity、Respect（和平、爱、团结与尊重）——不再激起人们的愤怒与对抗，而是通过音乐和态度的表达，彼此交流、合作，分享快乐，一起释放。

这种精神也更多地呈现在音乐作品中。

“奇迹男孩”齐奕同&董子龙用充满快乐情绪的音乐一次次逆风翻盘，让一向高冷的尚雯婕开心地比起了爱心。

《植物大战僵尸》、《王者荣耀》等带来快感的游戏，也被脑洞大开的制作人们当做创作灵感，让现场气氛炸裂。

音乐人的合作也时常碰撞出新的火花。

音乐风格“一个地狱，一个天堂”的Anti-General和Jasmine得知要合作，“一开始内心是拒绝的”。

但主理人张艺兴如同找到了“不同的平行宇宙之间的虫洞”，最终三人合作的《无人之域》被网友奉为“神作”。

“我们不一样，但也能呈现精彩世界的模样。

这就是电子乐的魅力。

” 乐评人邹小樱评价道。

张艺兴、Anti-General、Jasmine《无人之域》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富足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成长中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文化快速迭代、网络日渐发达，他们不用再为物质烦恼，他们享受着电音带来的触电般的快感，从身体到精神，被击中，被感动，被俘获。

如今，电子音乐这个经历过Club、地下音乐现场，以及音乐节的音乐类型，在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自身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在《即刻电音》的舞台上，通过综艺这种大众媒介的形式，电音不仅完成了对更广阔年轻群体的辐射，也完成了一次面向大众的勇敢表达与自我正名。

就像1996年英国电影《猜火车》里的那句经典独白：“这个世界在变，音乐也在变，drugs也在变，什么都要变了。

”而在这个消费主义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里，还有什么能比电音更让人兴奋呢？Dirty Class成员Gary小时候第一次知道DJ，是在上海的一个溜冰场。

晃眼的灯光和强烈的节奏中，排成长龙的年轻荷尔蒙呼啸而过，那个带着耳机站在调音台上的身影让他看得出了神。

他记得姐姐在一边说，帅吧，他们赚得也很多。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颗小小种子会长成藤蔓，和自己的人生交织在一起。

18岁时，Gary进入一家外国人开的酒吧，也成了一名DJ。

那时候，周杰伦刚发布第一张专辑《Jay》，Channel V里滚动播出着《可爱女人》的MV，大街小巷空气里都是周杰伦模糊的吟唱。

那张专辑成为Gary对那个华语流行黄金年代的最后记忆。

1981年出生的他已经算是电音圈的“老炮儿”，也是从Club时代最原始生长起来的那批人。

成为DJ后，Gary需要快速补课，欧美音乐占绝大多数，从70、80年代流行的Funky，R&B，Soul、摇滚，到最新的Hip-hop，还有电音。

当时，在大多数Club里，人们对于电音这个新物种还相对陌生。

但在上海的音乐潮人圈子里，以电音为代表的“Rave”文化已经散发出巨大的吸引力，深陷其中的就包括作家棉棉。

2000年，棉棉在苏州河畔办了一场大型Rave派对，第一次请来了曾三次获格莱美奖、当年全球DJ中价码最高的Paul Oakenfold。

当法式复古装潢的场地与Paul Oakenfold充满幻觉的Trance音乐风格结合在一起，让人们把2000多张门票一抢而空。

这一数字直到4年后才被在金山岭长城举办的万人锐舞派对打破。

据说在Party结束后，DJ Paul和棉棉与朋友们在包房里喝了一地的香槟瓶子。

此后，他5次到访上海，也总把“我爱上海，我爱棉棉”挂在嘴边。

那场派对也成为国际大牌DJ频繁登陆上海的开始。

与举办派对同年，棉棉发表了拟自传体小说《糖》，故事里一个叛逆的女孩因受好友死亡的打击辍学，在舞厅认识了一个华侨男孩并爱上了他。

他们沉溺在诱惑与空洞中不能自拔，一边痛苦迷惘，一边又无法拒绝来自身体感官的诱惑，声色犬马、纵情欢娱。

棉棉说，Rave可以让可怜的中国人真正学会跳舞，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跳舞的时候身体也可以和意识分离。

千禧年，一个世纪在另一个世纪的灭亡里得到新生，在令人充满希望的同时又暗藏着末世的隐喻。

催生出一批以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社交明星和小资阶层为主，后来被称为Party animals的年轻人，夜晚是他们狂欢的时间，而Club是根据地。

也是这一时期，已经小有资历的Gary开始转战明星店，这里的收入更高，也让他打开了眼界。

那时，北京的Club在经历千禧之交的短暂兴盛后逐渐衰落，上海却因为商业和国际化氛围浓厚成为夜店文化的潮流圣地。

吴大维参股的官邸、刘嘉玲投资的MUSE相继落户上海，凭借明星效应经营得风生水起。

Dirty Class明星的带动力是巨大的，几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多家私人老板开始模仿Muse开张Club，去夜店成了各地年轻人们最时髦的娱乐方式，尽管这种时髦在当下的语境里带着一些“危险、堕落”的意味。

东南沿海的厦门，抱着“想要学坏”的好奇，15岁的Unity第一次踏入Club，闪烁迷人的灯光刺激着他的眼睛，所有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尽情舞动着。

金发碧眼的DJ在台上操纵着全场的气氛，如同一个明星。

Unity仰望着那个光影中的身影，一刹那确定了“那就是我想要的”。

在这之前，Unity形容自己是一个“超级宅的二次元”。

1993年出生的他疯狂痴迷动漫和游戏，从小时候的索尼PS1到现在的任天堂Switch，“你说的出来我基本上都玩过，70几个游戏，《铁拳》是我2009年玩到现在，还代表过项目参加比赛。

”后来，在家人的安排下，Unity先后做过五星级酒店的面包学徒、游戏厅的促销策划，打过不少工，却始终迷茫度日。

而在夜店的那一刻如同向他打开了一个梦想新世界。

几经周折后，他才找到了愿意从零开始教他黑胶打碟的师傅，但学费很高，要一万三。

Unity家祖辈经商，但到他少年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也因此他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为了凑齐学费，Unity疯狂打工攒钱，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妈妈求助，才凑齐学费。

大半年后，Unity终于得到机会在Club闭店前人少的时候第一次站上舞台。

虽然紧张，但更多是兴奋，“当时我就特别享受在台上的感觉，因为我发现，我可能是喜欢去让别人听我的东西，看我这个人。

所以舞台上才是我的地盘。

”在当时的厦门，DJ还是一个相当小众的职业，出师后的Unity开始用小行李箱拖着设备四处“找活”。

自己找、网上找、托朋友，从办公室派对到商场演出，甚至民谣现场，靠着与生俱来的沟通天分以及最开始的“低价策略”，Unity终于用1年的时间打开了市场，“那会儿厦门的派对基本上必须请我”。

1993年出生的陶乐然的爸妈也是蹦迪狂热爱好者。

年轻时，陶爸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后来因为要赚钱养家只得作罢。

但这股文艺的热血依然涌动。

陶乐然记得小时候坐老爸的车，车里放的都是80、90年代那个被称作“黄金时代”的打口碟。

为了治好陶乐然从小的“多动症”，爸妈便决定让他学乐器。

那时，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陶乐然自己上网搜了视频，看到一个双排键大师的MV，一下被镇住了，“特别帅玩得，老日系摩登的感觉，还有粉红泡泡，特别玄幻”，当即选了双排键。

“谁知道学了让我更爱动，因为你的手、脚，没有任何一个部位是停的，而且必须表示你的律动。

”和许多琴童一样，陶乐然对练琴这件事感情复杂，“喜欢音乐和练琴是两码事，千万不要混在一起，太复杂了”。

2012年，高中毕业的陶乐然决定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但大学里教的东西却无法令他满足。

“闲不住”的陶乐然就和几个玩音乐的朋友租在通州一个房子，又跑到卢中强的十三月唱片做实习录音师。

这份工作也让陶乐然接触到大量的音乐人。

在2010年成立的电子乐团耀乐团的王璐是他最喜欢的一位。

“璐爷是一个喜欢收藏奇奇怪怪小的控制器的玩家，也是我当时能够接触到最理解世界前沿的制作人”。

那些布满了电线、模块却能发出各种奇妙音乐的器材让陶乐然大开眼界。

录音间隙，璐爷还会给他们讲自己几十年的舞台经历和对音乐的想法。

这让陶乐然萌生了自己做音乐的念头。

每次帮璐爷录音，陶乐然都会提前准备自己做的歌，希望得到前辈的指点。

也是在璐爷的影响下，陶乐然开始有意识地上外网找第一手资料，“那个时候逐渐发现自己太渺小了，所有东西人家在12年就有视频出来，10年就已经这样干了，08年这个设备已经淘汰了，一直在刷新我的三观”。

在那之后，陶乐然决定离开北京。

“不能老在北京这么耗着，感觉北京不是那么适合我放肆跳跃的地方。

我知道我得走。

”陶乐然新疆塔城，和陶乐然同龄的薛伯特也是从小学琴，5岁时就被爸妈按在电子琴前面，一弹就是十年。

尽管可以偶尔拿出来当做一技之长炫耀一番，他却很少找到弹琴的快乐。

直到2008年的一天，一段偶然看到的视频一下触动了他。

那是国外的键盘手Ronald Jenkees配着自己制作的Beat在键盘上的即兴演奏，狂野随性的状态让薛伯特像是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脉，“那时第一次知道原来音乐可以这么玩”。

靠着手边的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当时只有15岁的薛伯特开始了自己“玩音乐”的生活。

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对电音几乎没有概念，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够交流，但薛伯特很快在网上找到了组织。

BBS“音频应用”是那会儿大家最常交流的地方之一，可以互相解答软件、做法等技术问题。

在音乐制作在国内普及的早期阶段，专业人士少之又少，薛伯特还需要到国外的全英文blog上一点点扒出边角料的信息，“好多东西看不懂，就喜欢在软件上瞎点，弹一弹，扭一扭，发现声音变了就记住这个怎么玩”。

这让薛伯特找到了打游戏一样的乐趣。

通过一点点摸索，薛伯特从如何使用软件，到一首歌的架构，编鼓、写和声，终于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Demo。

与两位前辈相比，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身为互联网原住民的00后椒盐菠萝有了更多信息接收的渠道。

其中，B站是椒盐菠萝最大的乐趣来源之一，除了看ACG视频之外，他在11岁时就成为B站的UP主，上传自己讲解打游戏的视频。

上了初中，因为在B站上看到一支炫酷的打击板视频，自己也买了一台开始研究。

此后，为了更进一步，椒盐菠萝又在网上找到了彼时在线上电音教学的资深电音人麻将进行更专业的学习。

只用了一年时间，椒盐菠萝成为麻将教学课程的三名讲师之一，主要负责打击板编曲和表演教学。

相比线下，线上是新一代年轻人更喜欢的交流方式。

在B站、直播、QQ群椒盐菠萝都可以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大家在YY频道里，像无线电一样随时可以讲话。

一部分给粉丝看，另一部分是大家一起玩。

虽然隔着屏幕，但就像在身边一样的感觉，一天相处时间非常长。

”在椒盐菠萝的世界里，生活完全可以被喜欢的事情填满，“在学校读书，写歌，上编曲课，教打击板，还要准备每个星期B站的视频投稿。

很充实，充实爆炸了。

”那时，椒盐菠萝不过是一个只有15岁的初中生。

而现在，他带的班上已经有8、9岁的小孩在学习电音制作了。

2012年，刘嘉玲的MUSE在经营了6年后关闭，从前喧嚣一时的港台明星店相继衰落。

Gary也开始转战内地人经营的Club。

“我觉得电子音乐马上就要火了，因为国外的音乐节都在放。

”但当Gary尝试在店里播放Trap等在欧美最前沿的音乐时，却总是遭到投诉。

经理说，你放的音乐太深了，客人说你音乐不好听，都踩不准拍子了。

那时候，大量涌入的人群冲散了来此感受前沿音乐的人们，激烈的竞争使Club的经营也变得更加商业。

2013年，Gary去了一趟美国的Coachella音乐节，混迹音乐圈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国外大型音乐节。

这次旅程让Gary“感觉自己又提升了”，也让他意识到，尽管商业的Club能给到他优渥的收入，但在这里终究无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音乐，回国后Gary选择了辞职。

那时在上海，除了商业Club，还相继生长出不少地下音乐现场，这些场子大多不以营利为主要目标，而是鼓励音乐人的创作和交流，Gary的新阵地“嚎宅TheMansion”就是当时最富声名的一家。

嚎宅由虹桥区的一栋别墅改造而来，由资深女DJ高天虹创办。

在嚎宅室内的墙面上，一位荷兰画家涂满了以“怀孕”为主题的涂鸦。

花园里有个游泳池，到了夏天可以开户外party，冬天则被改造成桑拿。

这里除了每周都会举办电子音乐party之外，还有免费的DJ培训。

在来上海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句话：上海有两个地方值得去，一个是外滩，还有一个就是嚎宅。

刚来时，Gary的音乐被这些地下音乐人说“太商业”，但没过多久，Gary就用自己的创作在地下音乐圈中打出了名头。

虽然收入的落差让他“开车连油都加不起了”，但这种自由创作的快感是Gary此前没有感受过的，“下面的人真的是来听音乐的，再没有人说‘DJ给我换个百大的音乐’，还是很开心。

”除了Mansion，那段时期，地下现场如雨后春笋，不同的音乐风格都能找到自己趣味相投的场地和圈子。

2009年正是雷鬼在音乐潮人中流行的黄金年代，还在读大学的Tsunano留起了雷鬼音乐代表性的大脏辫，白天到学校上课，半夜则经常从家里溜出来，混迹于上海幸福路的Logo和anar，Jam Session等当时人气爆棚的地下音乐现场。

一次，一个法国人递来麦克风，邀请Tsunano加入现场自由Solo环节，毫无舞台表演经验的Tsunano尽管心里没底，还是忍不住上了台，一段即兴雷鬼说唱后现场居然反响不错，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另一边，虽然父亲对当时夜场相对混乱的环境很不放心，但还是在生日时给儿子买了一台用于DJ现场的二手时间码盘。

就这样，没有任何专业音乐基础的Tsunano开始在地下现场做DJ，一做就是三四年。

一开始，音乐只是爱好，设计专业的Tsunano依然对成为设计师抱有期待，并且进入了国内有名的浩瀚设计。

但这里的工作状态令他沮丧，“我听的音乐越来越没有品位，穿衣服的样子也没有了，那里的人都快穿睡衣上班了”，对于平时出门一定会精心设计自己造型的Tsunano来说，这像是一种沉沦，“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Tsunano一年后，Tsunano决定辞职回归音乐。

他和一位加拿大朋友搭档成立了演出厂牌SHFT.，开始邀请国外最前沿的电子音乐人来中国演出。

当时Trap音乐刚在全球范围兴起，SHFT.看准时机，很早就开始在国内推广Trap音乐。

Tsunano记得，在那首后来首席卷全球的《Turn Down for What》发布当天，Trap曲风代表人物、即将成名的DJ Snake首次受邀落地中国。

后来SHFT.又将巡演办到北京、成都等全国各地。

当时在华东理工读大学的Anti-General就经常跑来看演出，也见证了SHFT.厂牌的日渐壮大，“我是看着他们从刚开始做活动，没什么人来，到慢慢做到几千人规模的”。

最开始，只有“极佳”等大型商业Club请得起世界知名的百大DJ。

还在读大一的Anti-General曾斥“巨资”480元买到一场Skrillex亚洲巡演的早鸟票，那场演出让他 “改变了人生轨迹”，先锋音乐人12th Planet的作品让他遇到了“命中注定”的Trap风格，“那是一种很沉，但是很爽的感觉”。

当时Trap风格在世界范围都十分前沿，正苦于无处寻觅之时，Anti-General发现了SHFT.。

为了看Trap音乐演出，Anti-General几乎每两周都要从学校沿着沪宁高速坐车38公里来到上海市区，有时还需要住一晚，但他却乐此不疲。

“中国有一批人他们的进度是跟国外一样的，但是很少，我可能是很少的这批人。

”也是在SHFT.现场，Anti-General邂逅了荷兰电音制作人Gameface，他开创的Dark Trap风格中总是充斥着各种来自遥远异域的声音，“巨阴暗，巨恐怖，但我听起来就是很爽，很快乐。

”循着Gameface的脚步，Anti-General开始了自己Dark Trap风格的创作。

Tsunano对当时私信收到的Anti-General制作的一首《冻土》印象深刻，“当时觉得这个年轻人做得太好了，当天SHFT现场一直放他的歌，我看他当时在下面都炸了”。

2014年，读大三的Anti-General开始准备出国留学，实际目的则是向往加州的音乐氛围。

准备了一年，好不容易考过了GRE，却因为没有相关的科研成果和实习经历被学校全拒。

但这段经历也让Anti-General创作出了一首暗黑风《人间地狱》，目前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数近5千次。

暗黑风格也成为Anti-General的标签，他在简介里写着“I dont take drugs. I am drugs.” 因为作品风格独特，他的歌单也都被歌迷冠以各种令人战栗的怪名字，比如“世界在下沉”、“神圣暗黑”等。

这些怪名字的歌单多次登上网易云首页推荐，让他收获了大批乐迷。

大学毕业后，Anti-General创办了自己的演出厂牌DJMavericks，促成了和“精神导师”Gameface共同在中国的巡演，并合作了作品《SAMSARA》。

他给Gameface取的名号“黑暗教主”也被乐迷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就是Dream come true的感觉。

”他说。

同样Dream come true的还有薛伯特和陶乐然。

2012年，Skrillex凭借专辑《Scary Monsters and Nice Sprites》一举获得三项格莱美大奖，也带动Dubstep曲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那些音乐新鲜、炸裂，令人头皮发麻，让当时刚上大一的薛伯特决定从玩票的状态转为专心制作电音。

“就觉得电子音乐听得人好爽，贝斯还能这么玩，做得像个怪兽的嘶吼一样，是怎么做到的。

他吸引我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乐器可以模仿制作出来那样的效果。

于是开始疯狂地复制，想去把他的音色做出来用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即使大学的专业是与音乐毫不搭界的会计，但学业之外的几乎所有空闲薛伯特都是和音乐一起度过。

他给社团活动做音控师，和兄弟们组乐队坐着大巴在全国各地巡演，一个人的时候，就带上耳机做自己的音乐。

大三时，薛伯特到Dubstep的发源地英国留学，在那里，他近距离接触到更多新鲜的流行音乐文化，还和几个好友组成乐队，到英国当地的Live House表演。

一次现场演出时，因为队友无法出席，薛伯特只好临时用电脑制作了伴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临时作品，他被台下的一位英国经纪人看中并成功签约。

在经纪人的支持下，薛伯特先后尝试制作的两首作品：融入二胡、古筝、京韵大鼓等中国元素的《We Are The Network》和与英国歌手合作的《The Promise》成功打入英国舞曲榜单，位列第九名和第四名，薛伯特也成为首位打入英国舞曲榜的中国人。

“一开始还会不停地看，真的是我的名字，旁边都是我平常喜欢听的大咖，厉害。

”这一消息很快引来BBC报道，此后又登上了央视新闻。

“当时我妈看到新闻，也非常开心，就很支持我继续做音乐”。

之后，一直走“野路子”的薛伯特想要精进专业知识，又跨专业申请了英国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听了我的作品之后，直接就被无条件录取了，当时很高兴” 。

相比其他人，薛伯特对自己音乐道路的评价是“没碰到过什么挫折”，从小时候玩电音开始， “父母一直没有干涉我，需要电脑、乐器，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在《即刻电音》首期舞台上，薛伯特首次亮相时一首以《王者荣耀》为灵感的《God Like》让他一战成名，被大张伟形容为“生在人生起跑线的终点”。

现在，随手弹的一段的律，昆汀的电影，或者一款游戏都会成为薛伯特的灵感来源。

“我希望别人听我的歌能起鸡皮疙瘩。

更多的是感动，或者是释放”。

范丞丞（左）和薛伯特 另一边，离开北京的陶乐然决定到广州开始新的生活。

广州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不用为生计发愁，生活可以非常规律，“每天做歌做到凌晨四五点钟，太阳出来了，抽个烟欣赏一下日出，吃个肠粉，然后等二十分钟菜市场开门，买个菜，把我养的土拨鼠喂了，就可以开始睡了，每周还会和朋友们一起滑滑板，在凌晨3、4点，从市中心一路滑到番禺”。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陶乐然倒是轻松快乐，但爸妈总是不放心，催着他找点“正事”。

于是，他把器材和换洗衣服打包好，就去投奔了爸妈早年蹦迪时认识的一个阿姨，她在香港兰桂坊的半山往上开了一间私人club，在那里，陶乐然第一次登台做DJ打碟，还结识了许多香港的DJ。

这几年，陶乐然的足迹遍布广州、香港、成都各地，还曾独自一人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再到墨西哥，在洛杉矶的民宿里向当地音乐人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出一首打榜billboard的音乐。

这些经历让陶乐然觉得自己的音乐品味和眼界都在不断提升，“我在完善我对世界的猜想，再从这个反映到音乐上面去。

”放松、惬意、反丧是陶乐然的生活哲学，在《即刻电音》里，他的“鹅式笑声”让选手们忍不住模仿，还制造了金句“丧的时候就晃一晃”、“丧才不会解决烦恼，它只能记录烦恼，然后烦恼会堆在你身后不知道哪个地方。

” 而他在舞台上轻松演绎的一首Funk风格的《盖世爱》也被评价为“肥宅快乐水一般的存在”。

薛伯特也深受感染：“陶乐然身上的精神，真的是电子音乐一开始传递的那种东西。

看他抱个音箱拿瓶酒喝得很开心，玩那个水瓶子，不管外界环境是好还是坏，是累还是无聊，自己都能有个事情，或者有个圈子，让他开心、让他专注。

”“他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电音PLUR精神的一种诠释。

”在厦门混得正风生水起的Unity终于迎来了自己的18岁，同时到来的还有台湾的一纸兵役通知。

从小在厦门长大，连繁体字都不会写的台湾人Unity不得不回去服役半年。

但等到他再次回到厦门，原来已经打开的路子却早已经走不通了。

“回来之后，谁还理你？”在一次演出现场，Unity结识了他后来的经纪人、也是中学学长林逸洺，后来才知道，这位经纪人居然是TVB演员林峯的弟弟。

又因林逸洺的关系，认识了正当红的韩国偶像组合Bigbang，“说来奇怪，可能因为我放的音乐风格是比较Oldschool，Hip-hop一类的，胜利特别喜欢我”。

2012年，Bigbang世界巡回演唱会连续举办48场，Unity被指定为中国地区8场演出After Party的DJ，从此迎来DJ职业生涯的拐点。

但这还只是第一步，从一开始，Unity就给自己规划了从DJ到制作人的职业路径，因为制作人拥有音乐版权，职业生命可以很长。

“我从学做DJ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把全身心投入了，当时就觉得做音乐得赚钱，首先把自己养活。

”2016年，Unity成功签约了欧洲Laidback Luke的厂牌Mixmash Records，开始和国际顶级制作人合作，并先后发行了个人单曲和MV。

他在MV《Slow it down》里记录了自己的表演现场：光影交错的舞池中，是一张张兴奋的年轻面孔，他们高举双手比出“U”的手势，跟随音乐的燃点纵情舞动。

DJ台上，Unity帅气地向人群大喊“这是我的第一支MV，一定要拍下最爱我的你们！”。

虽然眼前的场景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但Unity总会想起当年第一次在台下看着的那个明星一般的身影，只不过现在，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终于变成了自己。

Unity承认自己很幸运，“做摇滚，做民谣的人那么多，还要去当里面的佼佼者那很难的。

我只是运气好，抓住了这几次机会。

”但他觉得机会更需要努力争取，“我个人的原则不是顺其自然，而是这个机会你抓不抓得住，你有没有去争取。

”Unity 同为台湾人的Tsunano则更跟随感觉。

一次借组织SHFT.巡演的机会，他给Troyboi听了自己的全部作品，得到了后者极大的鼓励，“我觉得你很有潜力，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

” 曾是一名房地产推销员的Troyboi，在自己狭窄的小屋里站着做了多年音乐，当时已经成为全球最顶尖的音乐制作人之一。

在Troyboi的鼓励下，Tsunano回家向父母摊牌憋了多年的想法，希望全职做音乐。

意料之外地，妈妈说了三个字，感谢主，我第一次看到你眼睛里面那么有坚定的感觉。

”但父亲却很担心，每天跑到屋子里监督Tsunano 有没有在努力做音乐，“我跟他讲爸，我证明给你看，我做音乐不会做到只吃泡面。

我也不会因为商业失去我自己，我会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我会赚钱。

”赚钱容易，不迷失自己却有些难。

2015年，虾米音乐举办“90后力量”创作比赛为吴莫愁定制音乐作品，Tsunano 和Chace合作获得了比赛冠军，与吴莫愁合作发布了单曲《NO CONFUSION》，并借此首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消息被一位学长看到，Tsunano又得到机会为鹿晗单曲《That good good》制作Remix版本。

第二年，Tsunano参加荷兰ADE音乐节，凭借此前在SHFT积累的经验，以及风格独特的作品和自来熟的性格，与Yellow Claw旗下厂牌Barong Family成功签约。

回国后，受到ADE的影响，Tsunano开始尝试做欧洲人喜欢的音乐风格。

但这一尝试始终不成功，这让他很郁闷，甚至一度想要和厂牌解约。

直到一天，突然的灵感和创作冲动来了，他做了几首带着雷鬼、Trap等融合了各种自己喜欢风格的音乐作品。

经纪人很惊喜，“你怎么不做这样的东西，这才是你自己的风格。

”找回自己的Tsunano也在2018年站上了世界三大电音节之一的TomorrowLand的舞台，而且是在大秀前最好的时间段。

“我以前总是被自己挡下来，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全职做音乐，没有办法把喜欢的音乐风格表现出来，怕有人不喜欢，但是如果真正把自己做好做高级，一定会有喜欢你的人。

”而对于Gary来说，即使在嚎宅等地下演出能够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但已经37岁的他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

为了维系生活，Gary成立了一个DJ教学工作室，十几年的DJ经验让工作室的名声迅速打响，他的学生中也包括国内知名的电音制作人Carta和徐梦圆。

在坚持自己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无疑是他现在的搭档Ace。

Ace是学院派，4岁就开始学钢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此后开始商业广告的背景音乐制作，凭借年少热血，在业内做得小有名气，“像麦当劳那些你听过的说不出名字的广告音乐，80%都是他做的。

”Gary解释说。

但做了六七年，Ace发现不对劲。

“一巴掌下去就是广告味，那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但是没有灵魂。

年少气壮冲出亚洲的感觉都被磨没了。

”Ace回忆说，直到在2015年的风暴电音节上看过Skrillex的表演之后，当下就决定“以后我就想做这个”。

2013年，第一届风暴电音节在上海举办，此后，电音节在中国迅速爆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电子音乐节数量为32场，预计2018年或将超过150场。

除了本土的风暴和丛林电音节，国际三大电音节中的EDC、Ultra也相继进入中国。

年轻人们投身进这些电音节，又迅速将电音文化传播开去。

因为对电音的热爱，Ace与Gary在朋友介绍下初次见面，对彼此受制于生活、工作的境遇深有感触，下决心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于是才有了现在的电音制作人组合Dirty Class。

在2016和2017年深圳举办的丛林电音节，Dirty class两次登台，他们融入中国风的炸裂表演引爆了全场，特别是2017年，Gary记得，“当时下面观众把栏杆都快摇坏了”。

2019年1月，距周杰伦发布《Jay》时隔18年，Gary和华语流行音乐又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在腾讯视频举办的“烎•2019潮音发布夜”上，Dirty Class为火箭少女的《卡路里》重新编曲并身着标志性的“战袍”和面罩与火箭少女同台演出。

有时候，Gary会想起6年前美国Coachella音乐节那个激起他音乐热血的魔幻夜晚：戈壁上风沙漫天，灯光和激光配合着音乐，所有人戴着面罩和眼镜，像是搭乘着一个巨大的飞碟飞出了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