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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头条 > 有哪些中国人死亡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时间:2019-12-05     来源:网络资源     标签:

黄公略原名黄汉魂,少年时性情刚烈,一言不合,拔拳相向,经常惹出事端。

其父是个落魄秀才,特地抄录了苏轼的《留侯论》让他背诵:“……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父亲为他讲起张良路遇黄石老人、折节奉师的故事,说:“你脾气暴躁,心里藏不住半点秘密,这样只能做绿林好汉,当不了大英雄。

”父亲的话,令黄汉魂羞愧难当。

此后,他改名黄石,字公略,发誓以精通韬略的张良为楷模。

黄公略从小爱读兵书,十七岁离开湘乡到长沙投奔湘军。

在湘军中,他遇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彭德怀。

1927年春节过后,黄公略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被黄埔军校高级班录取。

黄公略和彭德怀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公略还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8年2月,黄公略从黄埔军校毕业,由已升任团长的彭德怀推荐担任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由师长周磐名义上兼任)。

黄公略办军校,军政并重,除教授战术、地形、筑城、兵器等四大教程和操典、野外条例、内务条例、射击教范等四小教程外,特别重视政治课的教育。

他经常讲授国民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前途,讲授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农民运动的特点,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

随营学校第一期招收的学员有近二百名,后来都参加了平江起义,不少人成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1928年7月18日,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在长沙被国民党破获,抄查出一张随营学校开给特委购买油印机的通行证。

周磐当时正在长沙开会,一看通行证就认出是黄公略的笔迹,大叫“糟了”,立即给副师长李慧根拍发密电。

也是黄公略命大。

周磐拍发密电时,他的马弁陈玉成在场。

他是中共安插在独立第五师的秘密情报员,他不动声色地给彭德怀拍发电报,告知此事。

彭德怀大惊,立即前往平江电报局,扣留了周磐给李慧根的密电。

7月20日,一团团党委与正在平江巡视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派人送信给黄公略,通知他在三团发动起义,将部队拉来平江城会合。

游击高手撰兵书8月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滕代远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黄公略任四团党代表。

月底,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发。

行至江西万载时,由于一个副连长投敌告密,部队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袭击,损失惨重,全军只剩下一千余人。

彭德怀称这段时间为红五军最困难的时期。

黄公略提出两条建议:对混进起义队伍的军官进行审查和清洗;吸取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并安排他们担任基层干部。

九月,红五军军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会议,决定将五军与各县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任命黄公略为第二纵队纵队长。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到井冈山向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取经的建议。

会后,红五军兵分两路,彭德怀、滕代远率军部直属队和四、五纵队向南冲破敌人包围,前往井冈山寻找红四军,留下来的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指挥,担负起保卫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的任务。

黄公略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最高军事首长。

在实践中,他创造和总结了绕南进北、昼伏夜出、彼合我散、彼集我合、彼驻我扰、彼追我圈等游击战术,还将这些心得写成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在军中广为印发。

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和阐述游击战术的军事著作。

黄公略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在1930年春。

这年年初,活动于赣西南地区的红二团和红四团扩编为红六军。

中共中央指示两支老大哥部队——红四军和红五军派人帮助加强领导力量。

红五军答应赣西南特委的请求,派黄公略带领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军事干部和训练大队前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

与此同时,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也派出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工作。

黄公略立即展开整训部队的工作。

他从思想建军和军事整训两个方面入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支地方武装提升为正规红军,并在战斗中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

当时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的罗炳辉把“黄公略”列为他最佩服的两个红军将领之一。

这年二月初,朱、毛率红四军由闽西来到了赣西南。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独特见解令黄公略心仪不已。

在二七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

他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

会议结束后,朱、毛率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黄公略则按照总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仅仅三个月,黄公略就以其一流的业绩引起毛泽东的青睐。

他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写道: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1930年6月,中央军委统一战略区域的红军编制,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一起组成红一军团。

当时担任这三个军军长的分别是林彪、黄公略和伍中豪。

这三个人都有就读黄埔军校的经历,都非常年轻,而且才华横溢。

党内称他们为朱毛麾下的“军中三骁将”。

“飞将军自重霄入”1931年4月,蒋介石集结二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

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毛泽东主张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先往根据地腹部撤退,在退却中寻找敌人弱点,集中兵力给予毁灭性打击。

5月14日黄昏时分,红军总部突然截获敌军通话。

由于在苏区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师部与留守处进行联络时,公然用明码通知:“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去东固。

”从富田到东固相隔二十公里,只有两条大路相通,中间要经过一段险峻峭拔的隘路。

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决定全军主力从敌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秘密西进,钻过“牛角尖”,然后突然以两侧包抄的方式,攻击敌人的后背。

毛泽东将指挥部设在白云山,当面对黄公略、林彪和彭德怀部署任务:“黄公略的红三军、林彪的红四军负责攻打正面,彭德怀的军团全部用来打包抄,腹背夹击,敌人一定会垮下来。

”5月15日午夜子时,各军按照指令快速挺进。

预定打响总攻第一枪的仍然是担任中路阻击任务的红三军。

凌晨,毛泽东亲自赶到红三军军部。

黄公略请示:“总政委还有什么交代?”毛泽东说:“我一直在琢磨,从东固到中洞是否确实只有两条路?还会不会有其他路径?我们去请教一下‘三老’(老猎户、老药农、老驮商)。

”果然探出在东固到中洞的南侧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山间小路。

两人经过商量,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行军路线,寻小路直插中洞,提前到南侧山岭埋伏。

5月16日清晨,公秉藩师从固陂圩出发,在中洞稍作休息后,继续朝东固前进。

五月的山谷,春风拂煦,风中还夹带着山花的香味。

谁知,全师殿后部队刚离开中洞,突然随着一声炮响,山谷震荡,数千颗手榴弹从天而降,轻重机枪和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将全师官兵压制在谷底,上万名红军战士从山岗密林中、草丛中跳出,像猛虎一样扑下山来。

“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吗?”公秉藩根本来不及部署抵抗,一个万人之师立刻分崩离析,很快被歼灭光。

他混在士兵中当了俘虏,后来又领了三块银元的遣散费,逃出苏区。

黄公略巧妙地将阻击战演变为伏击战,并以突然、迅猛的动作打乱敌军指挥系统,为全歼公秉藩师立下了头功。

特别是他率军从天而降的英姿,给在白云山观察战斗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赠给黄公略一个外号“飞将军”,并把他写入《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黄公略之死来得非常突然。

这位威镇敌胆的虎将,屡经大战、恶战、苦战,从来没有带伤挂彩,但是,他却倒在一次普通的行军途中。

那天,为了掩护救援部队,黄公略从安全的隐蔽处一跃而起,指挥射击吸引敌机,却不幸中弹牺牲。

毛泽东挥毫泼墨,为追悼大会题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北伐战争时,段德昌进入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先后担任第五师政治部秘书、第二师政治部秘书长。

1926年10月,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与彭德怀率部进驻当阳。

当晚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两人秉烛夜谈,倾心相与。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彭德怀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

两人遂成为至诚的师友,彭德怀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希望段德昌派人来他的营发展党组织。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下令通缉段德昌。

在鄂中发动的秋收暴动中受伤的段德昌秘密潜回南县养伤。

而已是团长的彭德怀此时也率部在南县县城驻扎。

段德昌向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

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

”1928年4月,彭德怀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1921年4月,毛泽东以省督学的身份到安乡考察教育,因为原任督学贪污,带领学生起来造反后受警告处分的段德昌,受到毛泽东召见。

毛泽东拿出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刊物给段德昌。

段德昌接过后如饥似渴地翻。

毛泽东将油灯移到段德昌跟前:“德昌弟,你也像我那时一样,遇到好书,如同牛闯进菜园,大口大口地吃个不停!”段德昌笑道:“我父亲留学日本后长期从政外地,回来时也带些好书给我看,比如《天演论》、《民约》等,和你送我的这些书一样,是我最爱读的书。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段德昌说:“俗话说‘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是一点不假啊!”随后,段德昌陪毛泽东在南县进行了考察。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段德昌,而段德昌机敏、好学、上进的精神,也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次年,受毛泽东邀请,段德昌来到长沙,一起参加革命活动,被毛泽东称赞为“好同志”。

1926年,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开除黄埔军校学籍的段德昌,在广州与毛泽东相遇,彼此忘情地热烈拥抱良久,毛泽东邀请段德昌到寓所畅述。

毛泽东充满希望地说:“德昌弟,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

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怎么样?”段德昌高兴地点了点头。

1927年春,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兼《北伐周报》主编的段德昌,拜访了在武汉住地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

两人谈起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和著名战例,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展望革命未来,一直到金鸡报晓。

深厚的革命友谊,让毛泽东与段德昌心有灵犀。

1928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方针,竟然与在千里之外的洪湖领导游击战的段德昌所提的“十六字诀”———“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异曲同工。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称赞:“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把关于讨论党史中六个重大问题的结论意见,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

这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由来。

如何处理历史问题的担子就落在了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肩上,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当任弼时将段德昌被害一事详细介绍后,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与段德昌有着较深交往的同志都感到很难过。

随之,毛泽东郑重地提议为段德昌平反昭雪。

《彭德怀自述》中有着如此表述:“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

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

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

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决定召开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在“七大”结束后的第六天即6月17日,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

毛泽东担任主祭,并题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段德昌当然在受祭之列,这是被害后第一次享受组织的祭祀。

一号证书,彰显烈士的分量在段德昌纪念馆,记者看到了共和国“一号”烈士证书的照片。

它很像一张奖状,其全名是“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中共字第零零零一号”。

签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落款为1952年8月3日。

证上的“毛泽东”签名是像“专用印章”那样盖上去的,还是毛泽东亲笔签发的,没有文字记载,但可以说明一点:将段德昌排在第一号,足见烈士的分量,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那个设问的意义。

如此,又引出一场争执。

有人发表了《毛泽东签发的共和国一号烈士是丛德滋》,文中说:“1950年冬……中央军委联络处经多方打听,确认了丛德滋一家的下落。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老人,把丛德滋烈士及其遗属的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说,在‘西安事变’时,我就知道丛德滋。

于是,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亲自签署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属证(原件存甘肃兰州烈士女儿家中,复印件存军博和辽宁丹东博物馆)……编号为‘0000一号’……丛德滋烈士证的签发比段德昌烈士的早一年7个月又7天(计580天),因此,从时间上看,丛德滋烈士才是共和国一号烈士!”这篇文章所叙述的事实没错,造成编号重叠属于阴错阳差。

但就此争论谁是“共和国一号烈士”,也仅仅是“时间”上的意义。

中南海里,领袖之泪为他流回到那个设问:“要是他不被害,会是什么军衔?”他的战友贺龙是元帅,他介绍入党的彭德怀是元帅。

当年他的随同参谋樊哲祥,在1980年11月在接受五峰苏区调查组访问时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

”可许多人不知道,在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毛泽东还真为段德昌流过泪。

孙卓清所著《共和国不能忘怀》一书中就披露了一段史实:对于段德昌这个军事英才死于“左”倾路线,毛泽东多次表示惋惜。

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的汇报,当话题转到段德昌时,激动得两眼泪花,汇报不得不中断,改日进行。

1953年1月,段德昌的忠骨自牺牲地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十一位牺牲在建国前的中共无衔军事家》,少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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