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发表的一篇约稿，正好解答此问题：如果说《爸爸去哪儿》与《中国好声音》等传统重头戏和旧面孔大制作的直接交锋，让今年暑期乃至金秋时节的电视屏幕依旧呈现出一派并不新鲜的“老王牌对决”氛围，那么刚刚启幕的第四季度的收视热战，却另寻蹊径、别辟胜场，呈现出某种“小鲜肉扎堆”的盛况：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和《星星的密室》、东方卫视《两天一夜》、湖南卫视《一年级》、深圳卫视《极速前进》、江苏卫视《明星到我家》、天津卫视《喜从天降》、贵州卫视《完美邂逅》，这些初出茅庐就恨不能揽尽万千宠爱的真人秀，尽管拍摄场地横跨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村庄的田间地头，情感路向贯通坚忍不拔的荒原竞逐和隽永温煦的里短家常，却无一例外地属于刚刚引入内地的海外模式和刚刚研发成功的原生创意——以前从来没播过，之后播成怎样说不好——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它们充盈着陌生感、好奇度和扑朔迷离的未来走向，于是，“新”就成了这个冬天，整个中国电视的关键词。

对看电视的人来说，“新”当然是一个让人欢乐的词汇，但盘点这些真人秀不难发现，“新”不单单体现于“女神下嫁”、“萌娃扎堆”、“异国风情”、“八块腹肌”等窥伺者眼中收获的新快感、新刺激和新体验中，也落实在“素颜湿身挨水浇”、“翻墙撕衣扯头发”、“智商露怯秀下限”、“挑粪种菜摸田螺”、“洗衣做饭带孩子”等参与者身上遭逢的新角色、新规则、新困境、新恶搞和新挑战里，也就是说，或是出国做任务，或是野外求生存，或是下乡当媳妇，普通人“很美很欣慰”的大快朵颐背后，是艺人们“很累很崩溃”的花容失色，“新”的真谛与内涵，原来是“虐”。

不得不承认，中国通俗文化和市井娱乐的喜好中，长期以来就对强者与弱者的境遇互换抱以极大的欣赏热情，“公子落难”、“小人得志”、“浪子回头”这些身份的倒置，早就成为大量戏曲和话本小说中屡用不爽的故事母题。

在一个生存压力剧增、社会群体隔膜加深、无数现世的失意者只能依赖电视编织的逆袭幻梦抚慰自身的时代里，能有幸目睹那些常年在追光灯下炫目如神的个体，在一些日常性或非日常性的折腾里偶然的失措与失据，能有机会感叹和确信“原来他们也有这么凄苦无奈、颠三倒四的时刻，原来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狼狈”，是许多人自我代偿、如假包换的精神胜利法。

于是，传统的审美习惯性和今日的审美扭曲性实现了合谋，电视综艺成了“假性阶层流动”的开路先锋，在超女快男好声音达人秀等面向业余追梦者、基于草根选拔的造星节目实践了“草根大腕化”之后，“大腕草根化”的时代也无可抗拒地粉墨登场。

最终，在这个深秋，唯恐天下不乱的大众们，如愿看到了邓超和李晨在撕扯名牌时滚做一团，看到了黄圣依秋瓷炫在猪圈前的尖叫失声，看到了张丰毅和温兆伦在漫天风沙里灰头土脸地推车前行，看到了陈小春钟汉良徒手搅拌牛粪糊墙，看到了李维嘉王栎鑫吃着盒饭追女孩，看到了宋佳被熊孩子们闹到泪奔，看到了陈赫的腰伤和李金铭的羽毛恐惧症。

当真人秀这个概念刚在中国荧屏生根发芽的时候，它原本是二三线和过气者谋求上位和复出的借力平台，笔者曾经开玩笑说，内地选秀逃不出三种目的：其一，我没红过，我想要红（以李宇春周笔畅陈楚生苏醒梁博张碧晨等一代代通过选秀脱颖而出的新人为代表）；其二，我曾经红过，我想要再次变红（以《我是歌手》中重新回到大众焦点视域内的沙宝亮黄绮珊羽泉韩磊尚雯婕等人为代表）；三，我还红着，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红的原因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以《全能星战》中证明自己不只是会唱神曲的龚琳娜老师为代表）。

然则，“真”意味着对“虚饰”和“包装”的破除，“秀”则意味着极端、放大和反差的视听奇观，这二者共同决定了“呈现你不常见甚至不愿被人见的另一面”，才是真人秀的本质和命脉，如果对那些没红、不再红、半红不红的人来说，歌喉与舞姿可以构成“不常见”的话，那么当曝光度本就颇高、人气本就颇旺、才艺本就很为大家所熟悉的真正明星参与进来的时候，“不常见”的实现方式，也只能剩下陌生职业、陌生环境下“去明星化”的另类体验了。

问题是，相比好莱坞、日韩和香港无孔不入的狗仔队窥私文化，中国艺人爱惜羽毛之名举世皆知，何以在今天一反常态心甘情愿地趟入集体遭虐甚至求虐的浑水当中呢？答案大约要从下面三点上加以理解：首先，在网络文化的熏陶和锻造下，受众口味的多变和泛娱乐化解构心态的盛行，带来了传统技艺呈现平台的垮塌和对一切经典严肃呈现形态的怀疑，这类以春晚为代表的、富于“唱堂会”色彩的、纯表演型传统直播大综艺，正在收获越来越多的诟病之声，再加上唱片工业的衰落、语言类综艺的回归剧场、电视剧的雷作盛行和电影市场的贫富悬殊，一时之间，似乎只有真人秀才是眼球经济时代投入产出比最高、短时间内获得话题性（注意，不是美誉度）可能最大的不二优选，既然选择了这里，就要接受这里的规则和诀窍，有人议论的地方才有资本和资源的迅速聚集，哪怕议论的前提，是无穷尽的自黑自嘲。

其次，在自媒体时代里那些迷恋怀疑和吐槽的受众面前，过于急不可待又拿腔拿调的自我形象营造，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有趣且有效。

从《艺术人生》到《鲁豫有约》等一系列正坐高论、讲述自己打拼不易、感叹对浮华名利场的厌倦、坚称道德持守与返璞归真、争相扮演生活导师角色的布道式节目，以及这些节目里曾经渲染和铸就的励志诗篇，已经在一次次“谁上台秀过恩爱谁就离婚”、“谁上台谈过理想谁就吸毒”的黑色幽默里凋敝成一地鸡毛。

当全社会对于娱乐圈的态度已经从仰望变异为围观，当票房、收视率和广告代言的吸金神话并不能平移为道德神话，明星们很快意识到，观众们正在渴求和等待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更质感更具体更重口味的东西——如果让大家“醉了”的唯一途径，是拳拳到肉的“拼也是蛮拼的”，那么，与其在演播室里抚今追昔地强调“我曾经很不容易”，不如到荒郊野店亲身展现“我现在有多不容易”，与其慷慨激昂地宣布“我很伟大”，不如汗流浃背或泪流满面地证明“我很真实”。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相比于西方野外生存秀里那种封闭空间下大逃杀般的人性暴露实验，和某些彻底摧毁自尊自信的疯狂整蛊，中国式的真人秀，毕竟是有惊无险、分寸得当、哀而不伤、温情脉脉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引自韩国，天然地带有和解与大团圆的东方伦理），如果笨拙是因为不辞劳苦，崩溃是来自以身犯险，伤痛是出在勇于担当，洋相是由于率性洒脱，那么“虐星”同样可以随时置换成“造星”的一个环节和部分。

节目组专业有意识的建构、引导和规避，粉丝团集体无意识的同情、夸赞和哄抬，下嫁的明星们很快融入了新的家庭，奔跑的兄弟们正在建立新的友情，两天一夜的无所畏惧，极速前进的百折不挠，“公主病”无非是“娇羞和憨态可掬”的另一面、是保护欲的原点，“巨婴症”无疑是“烂漫和呆萌”的同义词、是童心未泯的表征，即使张柏芝秀出的肱二头肌，都能以其隐含的勇毅和无畏构成另类的审美召唤——让电视机前无数以“女汉子”自命的新女性们，找到了全新的价值皈依；即使张丰毅在拍摄时因为游戏规则过于苛刻发飙要退出节目的负面新闻，都能被剧组整合成营销噱头——“能把硬汉张丰毅都吓得要退出的节目，到底有多虐”。

现代传媒又一次呈现出了它吞吐万物的化腐朽为神奇，既然“虐虐也不会真受伤”，那又何妨心照不宣地“虐虐更健康”？综上所述，传统的某种延续、文化的某种异变、电视和真人秀自身的某种演进、观众群的某种希冀、娱乐圈的某种需要，共同导出了“虐星”成为四季度中国电视关键词的理由。

这里面，既没有平民逆袭的快意恩仇，也不必渲染出道德沦丧的杞人忧天，它只是这个时代许多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在一个最富有感官煽动性的媒介里，完成的一次相爱相杀的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