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杀人这一事实判断为真，价值判断当年在新西兰的法院也有定论。

搞不懂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还在回避这一事实，难道作为有才气的人就理应支配别人的生命么可以搬运一下么？承认顾城杀人，到底犯了谁的忌？发布时间：2013-10-17 04:07:03 | 时代周报 | 255期 | 评论 (0) 1986年12月，诗人顾城与作家谢烨夫妇于成都。

FOTOE供图本报记者 黄佟佟201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二十周年死忌。

媒体及顾城生前友好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怀念，与美好空灵的诗人形象背道而驰的，正是他亮斧子杀女人这个场面。

为了让这不和谐变得和谐，顾城杀妻的事实被媒体弱化成了“与妻谢烨冲突致其受伤倒地，顾城遂自缢，谢烨后不治。

”（《新京报》）这种说法中庸而丧失了倾向性，将悍然杀人的事实洗白成了庸俗的夫妻冲突。

二十年后，不明所以然的年轻读者想必不会厌恶一个只是和妻子发生了冲突的男诗人，心软的人恐怕还要一掬同情之泪。

顾城的朋友、女诗人舒婷更在财新《新世纪》上发表一篇《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文章结尾说道：“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

只有谢烨有权宽恕。

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真是千古奇句。

杀人者的朋友居然替死者发言，说她已经宽恕？而京城某著名诗人更在微博上宣称：所有说顾城是杀人犯的女人必是婊子！说顾城是杀人犯的男人必是流氓！所有说顾城杀妻的人都是道德审判……中国之事，站队为大，站错了队，永世不得翻身，眼看承不承认顾城是杀人犯也已经成了一条区分线：线的这边是爱才的善良的人们，线的那边全是婊子和流氓。

不好意思，就算冒着当婊子的危险，我也得说一句：顾城的确是一个杀人犯。

这是变更不了的事实，当年新西兰的报纸和法院都称顾是“murder(杀人者)”。

一个真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就像都承认顾城的诗写得好一样，同样也应该承认他是个杀人犯，这让顾城的存在更真实更具体，非但无损于他的天分，倒反证明了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不可确知，使得诗之于世间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

为何认为顾城是杀人狂就成了婊子流氓就成了道德审判者？显然，这一说法犯了某些人忌。

犯了什么忌？不如先回顾一下顾城这个人。

顾城，天才诗人，同时也是男人，是丈夫。

二十年后，好友们的回忆更多地拼凑出了作为丈夫存在的顾城。

他是个大孩子，这是最多人的共识。

一切要以他的个人意志为主，他饿了，就会洗劫朋友家的冰箱甚至抢夺儿子的吃食。

他冷了，就要马上去商店买衣服，不然就坐在地上。

他不喜欢妻子买东西，也不喜欢她做饭，因为这有违他田园生活的理想……在他和谢烨的婚姻生活里，他是绝对的主人，是一个附着在谢烨身上的巨型寄生虫，虽然百无一用，但还在用他敏锐的大脑指挥女人奔跑。

在精神上，他更是“光芒城堡里的伟大的可汗”（顾城自称），谢则是不可或缺、全心全意替他干活的侍女。

顾城和谢烨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之为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这在艺术家的婚姻中极为普遍。

攫取者通常是男性，他们富有才华，于是凭借才华无限度地索取爱与关怀；供养者通常是富有奉献精神的女性，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最典型的文学女青年，谢烨仰慕天才，陪伴在侧，打点一切事务：开车，做饭，交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唯恐遗漏，吃植物，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寄养在别人家。

问题是，攫取者与供养者的关系只是一种短暂的平衡，极度不平等的关系最终会在某个时间点爆破，爆破的通常情况是供养者越来越不胜其负，不胜其烦。

面对顾城这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蛮横的被供养者，谢烨坚持了十年，最后投降了。

她可能爱上了新人，也可能没有，反正她准备撤了。

她先是天真地想让英儿接班，千方百计地把英儿从北京办过来，欣然接受一男两女的生活格局。

但英儿显然不是谢烨，她也是一个攫取者，是个平常人，没有牺牲全盘的勇气，她跟洋老头走了。

但谢烨还是要撤，顾城这下慌了。

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说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

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

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

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

所以，顾城在遗书上写，“烨要跟别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

妈妈，我没法忍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攫取者仍然认为供养者应该无偿地奉献给他。

如果不，就是欺骗，如果不，他就要亮出斧头。

作为诗人，顾城极富天分，作为男人，顾城极度自私冷血，不承认甚至反感人们提到顾城是杀人犯的人其实都暗自认同这样的逻辑：如果一个人富有天才，那他就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如果不承认这种逻辑，就是一个道德审判家。

在这种逻辑后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正义，我只看到了比顾城更可怕的自私和冷血。

如果可以把一场杀戮美化成神话，将一名精神患者诗意成天使，这无疑是一种病，一种独属于文人和文艺青年的病，极度弱智，相当伪善。

【哀谢烨 】作者：芦笛 刚才在网上逛，愕然见到新华网推出《纪念诗人顾城逝世20周年 首部纪录片将播》的报道，震骇失语久之：新华网怎么不推出《纪念政治家希特勒逝世68周年》的专题报道来？ 顾城当然不是希特勒，但同样是罪犯，虽然犯罪规模小到不可胜计，但仍然是杀人犯。

一个杀人犯畏罪自杀，居然也能蒙新华网隆重纪念！为什么？就因为他据说有才气，有名气，有炒作价值？莫非杀人犯的才气、名气以及其他什么鸟气，竟然可以冲销他的滔天大罪？莫非这些不相干的鸟气，竟然重过了谢烨的生命价值？论这些，顾城又岂敢与希特勒相比？就算不拿希特勒作类比，当年杀人后自杀的卢刚不也是挺有才气的么？新华网又为何不隆重纪念之？ 如果不是为这些，那新华网为何不纪念谢烨无辜被害20周年？为什么一个杀人犯畏罪自杀，竟会让新华网觉得比一位正值黄金岁月的女性无辜丧命更可惜，以致必须在20年后还沉痛追悼之？如今这世道到底是怎么啦？还有点人味没有？ 后来又在李银河以及卡玛的博客上看到无聊愤青侮辱谢烨，怒极反笑：看来，80年代对于老帮菜来说还是昨天，对于今日的小青年来说却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了。

其实，理解顾城那种人，对今天有点医学常识的人来说还不是什么难事，盖像他那种疯子并无多少时代特征，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肯定也会有，但谢烨则不然，她是最后一个传统型女性。

如果可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么更可以说“谢烨之后无莺莺”。

这儿的“莺莺”，指的当然是《西厢记》上的崔莺莺那种才子崇拜情结浓重到无以复加的传统型淑女。

小帮菜们有所不知，过去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并不是历来如今天这样，只有物质欲望，毫无精神内容。

传统型淑女不像今天的淑女们这样，只知道追求“有车有房”、“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

相反，她们只会坐在自行车后笑，绝不愿坐在宝马车里哭，甚至会同情乃至鄙夷这种她们心目中的可怜虫。

中国本来就有歌颂“安贫乐道”、谴责“嫌贫爱富”的传统。

“前三十年”的党宣传，更在每个人心目中建立了“贫穷＝伟大，富裕＝有罪”的恒等式，致使那阵子的青年女性心目中基本没有金钱二字。

两千年来的礼教熏陶，尤其是民间草根文化诸如戏剧、小说、评书等等，熔铸了传统女性牢不可破的“男才女貌”的价值观。

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就是说部演义中的那些出口成章的才子。

这种对才华的盲目崇拜，简直就成了一种类似西方宗教感情那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行为动机，带上了某种形而上的圣洁，以及义无反顾的悲壮。

为了这现代人看来非常可笑的“才气”，淑女们不惜如传说中的王宝钏一样，去作出苦守寒窑18年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

一言以蔽之，传统型女性的共性，也是她们最耀眼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自我牺牲。

” 这在今日青年的心目中当然非常可笑，我也同意，这是一种无多少理性可言的准宗教信条。

但这毕竟是当时许多女性的价值观，而要裁判价值观的高下，似乎只有上帝才有那资格。

就算那种价值观真是愚不可及吧，我们既然要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起码得知道他们的真实的精神世界吧？而作为过来人，尤其是当年颇受女性垂青的“才子”（虽然远没有顾城的才气），我自忖有资格说，我完全了解谢烨那一类文学女青年的精神世界，虽然我从无缘分见过她。

客观说来，80年代（准确来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个“解放时代”。

第一个当然是1949年，据我所知，当时国民党确实失去了人心，而人民实在是受够了无休无止的战乱。

当战乱终于结束，而新政府又显示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廉洁”、 “高效”的“新气象”时，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的欢呼，确实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引起了共鸣，虽则在此后30年中，他们将一点点痛苦地感受到那“解放”感是何等的虚妄。

80年代的“解放”感的发生机制也与此类似，只是虚妄成分要少得多：长达十年的把国家拖向崩溃边缘的灾难总算结束了，那些无休无止的瞎JB胡闹总算停止了，所有的反智主义的倒行逆施都给纠正过来了（当时最流行的官方用语是“拨乱反正”），遭到彻底破坏的大中小学教育重建起来，社会秩序、物资供应基本恢复，被严格禁止的文化娱乐也恢复了，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臭老九”，而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党公开宣布“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邓小平还声称，他愿意为科学家们做好后勤部长……，一时间，全国上下真的呈现了一种百废俱兴、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

自我有记忆以来，社会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令人振奋、令人乐观、令人觉得万事皆可为的欢欣鼓舞的欢乐气氛。

在这种大气候下，徐迟推出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篇文字完全是恶俗不可耐、滥洒狗血的煽情作品（当然是对习惯了西方平实报道风格的读者而言，或许有人至今还喜欢那种风格也未可知）。

但在当时，我敢说没有哪篇文字比它更轰动，造成的影响更广泛深刻。

这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的阅读完全是一元化的，一篇文章九亿人民同看，而文中热情歌颂的主角儿，居然是历来被踩在脚下的臭老九！ 那篇文章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被误解、被践踏、被侮辱、被迫害而本人也有三分怪癖的数学天才。

它立刻就抓住了全国青少年的心。

当时（1977年）我在中学任教，就连我教的那些文盲学生，都无一不把“一加二”放在嘴上，可见那影响之广。

我有时想，最近得了什么什么奖的张益唐博士，当初或许就是因为看了那篇文章才决定献身数学的吧。

反正我知道的好些人之所以报考理工科大学，就是因为看了那文章。

那篇文章的坑人之处在于，它为多情少女们塑造了一个标准的白马王子形象——有怪癖的天才。

这种天才怪物不通世务，不近人情，不求闻达，淡泊自甘，只有不计利害的忘我的对事业的狂热的执着的追求。

而淑女们最理想的归宿，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牺牲自己，去成全这位天才实现自己的追求。

换言之，徐迟不过是把传统说部演义里的那些的天才书呆子们加了现代包装，以无比煽情的现代语言推出来，而后一部曲则有待“伯乐”淑女们去完成。

我想，这就是谢烨眼中的顾城。

可惜命运跟她开了个苦涩的玩笑——顾城不是陈景润。

陈景润夫人由昆嫁给陈景润，并不是爱上了他的才气，更不是冲着他的名气（据由昆自己说，她那时根本没看过《哥德巴赫猜想》，只听说陈是个大数学家），而是觉得陈景润爱她爱得非常真诚，非常无私。

这就是谢烨与由昆的区别——她爱上的是顾城的才气，不是那个人本身，而这就决定了她的悲剧结局。

稍微有点人生阅历的人都不难看出，顾城这人心态很不正常，非常偏执，极度自私。

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只能围着他那“地轴”转动。

无论是正妻谢烨，还是二奶英儿，都必须熟知并迎合他的一切喜好。

他所谓的爱，乃是自私的占有。

而且，那占有还是绝对排他的全面独占，甚至连他们的儿子都不能分享。

他对谢烨的要求，就是无穷尽无限制的单向自我牺牲：谢烨不能有自己的工作，必须中断学业，无权享受母爱，只能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时间、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作他的全职保姆、护士、母亲、炊事员、司机、翻译、女佣，等等，等等。

更要命的是，顾城不但毫无生活能力甚至自理能力，而且还对他的虚妄追求极度偏执，真的相信世上能有什么远离红尘的“香格里拉”，不知道“清高”是一般人根本消受不起的豪奢，以致坚持要住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小岛上，什么都需要自己动手才能维持生存，而这一切都得谢烨去干。

这倒不是说顾城笨得不能干活，他本来就是木匠出身，劈柴、生火、修房子等等应该是专业对口。

问题在于，社会把他捧到了一个下不来的高度，他这位出尘绝俗的天才岂能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俗事上？ 总之，自私与偏执，使得顾城最后活得脆弱、卑微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的全部生命，包括精神的以及物质的生命，都系在了一条细细的蛛丝——谢烨身上。

一旦这蛛丝断绝，他脚下就是不敢正视的深渊：他非但没有勇气去承受那感情上的损失，而且根本就此断了活路——一个语言不通而又出于莫名其妙的自傲不肯学英语的人，还怎么可能在那个荒岛上自力更生活下去？就算能活下去，没有了谢烨那个全职保姆，所有的体力活家务活都得自己去干，而居住在荒岛的特殊条件又使得这些杂活远比居住在城市的多。

他如果还想坚持做那超凡脱俗的隐士，就只能成天胼手胝足、汗流浃背地当苦力，诗人是再也做不了了。

他又怎么丢得起那个脸？ 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就是解脱那人为困境的唯一办法。

对谢烨来说不幸的是，顾城对她的所谓的爱，其实完全是自爱。

因此，当他自觉活不下去之时，必然要拉一个垫背的。

那时他的所谓爱就化作疯狂的血淋淋的仇恨。

在很大程度上，他很像卢刚，两人都是自我期许与社会期待太高，上得去下不来，最后以杀人自杀解套脱困。

从谢烨这边来说，她虽然是传统型的淑女，也一直为按照传说中的贤妻良母的模式默默作出了多年牺牲，就连那种现代女性无法想象的牺牲，诸如把亲生儿子送走以平息丈夫的醋意，接纳英儿当同住一屋的二奶，使得丈夫能享齐人之福，她都默默地承受了。

如果不从文化传统对那个时代的女性精神世界的陶冶的角度来看，这些怪事根本就无法解释。

但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除非是父母对儿女之爱，一切其他的爱都是有限度的。

据说，她曾对王安忆说：“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过知青的人都该明白，这简简单单一句话里，渗透出多少辛酸的血汗。

何况当知青还是在母体文化圈里过群居生活，不是跑到一个文明黑洞里去离群索居，不会感到那种锥心刺骨的寂寞。

我想，这就是谢烨为何要从顾城身边跑掉——她终于到达了断裂点，只想回到红尘去，过点常人的小日子。

这也或许是她为何大度地接纳了英儿，而且据说还怂恿顾城去“强奸”她（这是英儿的说法，她在《爱情伊妹儿》里说，顾城进入她的房间时，她昏迷过去了，想来顾城用上了传说中的“五鼓断魂香”）。

我猜，谢烨心太善，而且母性十足，深知顾城离不开她那个实际上的妈，更深知顾城的脆弱，所以想用“李代桃僵之计”，让英儿来接她的班，以免她的离去给顾城带来毁灭性打击。

可惜英儿并不是她那种传统型贤良女性，当初固然也是慕名而来，来后才发现如此海外“天堂”（在那个时代的国人心中，“国外”就是“天堂”的同义词），其实连国内贫困山村都不如，自然要在勾引上他人、有了着落之后，跑得比兔子他娘还要快。

她走后，谢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决定离开，引来了杀身大祸。

我想，这就是惨案发生的真实缘由，起码是可以自洽的一种解释吧。

就算这解释不成立，顾城的杀人罪行也绝不是其亲人的一面之词可以洗刷的。

可惜我却在卡玛的博客里看到顾城的姐姐顾乡披露的所谓真情。

据说，谢烨心术极深，她早就想促成顾城去死，死后她就可以以遗孀的身份，出版顾城的作品发大财。

这一面之词似乎也有依据，那就是顾城在遗书里写道： “我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小XX，在德国和一个叫陈XX的人。

正在分家、离婚。

她说要和陈生个娃娃。

烨许多事一直瞒我。

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的（地）毁灭我的生活。

我在英儿的事上伤了她心，后来我爱英儿要好好过，她也不许了。

她的隐情被发现，我才大悟，为什么他们一直用英文写信通电话，当面骗我。

英出事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英。

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

烨也好心救过我几次，但到她隐情处，她和陈就盼我死。

陈在德在饭店从小青那邦（帮）我买过电击器和刀，让我去杀英儿。

他们安排的（得）好呢。

如此，我只有走了。

老顾乡知道很多烨的隐情。

” 这些疯话，任何一个稍有点心理学或医学常识的人一看就是典型的paranoia。

如何当得真？就算没有医学知识也罢，一个有点人生常识的人也绝不会相信什么“陈在德在饭店从小青那邦（帮）我买过电击器和刀，让我去杀英儿。

他们安排的（得）好呢。

”可惜卡玛就是傻傻地信之不疑。

她在传达这“真相”前，怎么就看不见遗书上“烨……正在分家、离婚”的话语，问一声这是否能和“等着作顾城遗孀”的理论捏到一起去，又为何会忘记问一声顾乡：她是否靠卖顾城的遗作发了大财？ 二十年后回顾此事，我只为谢烨那迅速凋谢的鲜花感到莫名的哀伤。

作为一个自私的男人，我当然不希望她是最后一个传统女性，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在伤感惆怅之余，仍然为这种为了虚妄的才气作出单向牺牲的女性的绝迹而庆幸。

如果我有个女儿，我绝对不愿意她跟她娘一样，把几十年的如花岁月奉献给一个所谓的“才子”，而不是去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地自己活一遭。

从这个角度来看，时代毕竟还是极大地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