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同学的不幸遭遇让我非常难过，让我想起读博时刻骨铭心的经历。

评论里一位知友称认识逝者，指出他的故去和读博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根据这一情况修正了文字，全部谈我自己的经历。

那时我博士论文写不出一个字，每天生活在极度焦虑和恐慌中不可自拔。

某天看到学校发的邮件里有一个关于拖延症的workshop，于是报名参加，结果去了才尴尬地发现报名了十一个人当天只来了俩，我和一个本科女孩。

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报名名单，发现自己似乎是唯一的博士生和中国学生。

那时我就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光我自己知道的退学的中国博士生就有两个人。

事实上，无论是调研数据还是现实经历都证明，这个群体承受得压力非常大，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在哪里，让我们这些博士生们无法走出心灵的牢笼，向外界发出求救的呐喊声。

在这个workshop里我认识了两位老师，她们一个负责学生思想健康问题，一个是学校专职的心理咨询师。

这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贯穿了接下来的博士生涯。

第一位老师孜孜不倦地联系我，每周我们都会一起聊天，我向她倾诉学业上的问题，自己的负担，以及身在海外不知道如何处理的生活上大大小小的问题，她是美国人，身上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开朗和豪迈，很不拘小节，脸上时时挂着那种被太阳晒出来的微笑，也很不屑英国人的外热内冷的做派。

第二位老师则启动了一个博士生心理救助小组，每周一群博士生聚在一起在她的主导下互相鼓励和吐槽。

我后来参加了另一个一对一的心理支持项目，每周一个小时，我面对她侃侃而谈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她则挂着微笑倾听，时不时提醒我喝口水。

在这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熬过了生命中这段最艰苦的岁月，每周我都在工作之余隐隐期待去和她们见面，没有缺席过一次——而这些咨询项目都是免费的，可以说是学生在校园里的隐形福利之一，评论里有知友指出，走出校园后这类心理咨询的价格足以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如今回想起这些，我想这种期待感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你知道自己有一个去处，有人在哪里等待着去帮助你。

而那种天地之大无处可去的滋味真的会压垮一个人的神经，所以当我听到有些人说：“读博哪有这么大压力，出去旅游/逛逛/玩玩不就没事了嘛！”之类的话时内心都是不屑的——说这话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想象中读博，根本没有任何切身体会。

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这种有所去处的期待感必须依靠自己主动经营，说白了就是自救必须先要自己抓住别人伸来的手才行。

在心理咨询项目快结束时，我问咨询老师：“还有没有别的中国学生来这里？”老师告诉我：“你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中国学生。

”她这个回应真让我有些震撼了：这么多中国博士生，竟然没有人来参加过这个项目？但转念一想，其实我自己也有过把自己缩在壳子里的经历啊！那时候别说主动伸手了，自己几乎每时每秒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何为“微笑抑郁”，表面笑嘻嘻，内心苦逼逼。

也许我们也在努力在一些细节上释放着“救救我”的隐秘信号，但内心那种从小到大不求人的自尊心和羞耻心却让我们一次次不由自主把伸出来的手又坚定地缩了回去。

于是我们也许看到，最终一些博士生被压垮了，但他们宁可被压垮了也要坚持爱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可他们为什么做不到爱自己呢？为什么做不到给那些渴望帮助他们的人“添麻烦”呢？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在严重地贬低一件本来非常中性的事。

他们把去求助看成是给别人添的“麻烦”，宁可自己憋着做一个待着不动慢慢淹死在抑郁沼泽里的“老实学生”也不愿成为那个四处扑腾救助自己的“添麻烦的学生”。

这种心态的构成有很多原因，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我想真诚地对所有博士生说：去看心理医生绝对不是什么羞耻难言的事，而应该是感冒了去医院打针那样得稀疏平常。

千万千万别在自己生命岌岌可危时还把爱留给别人，一定要敢于做一个给别人“添麻烦”的博士生，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添麻烦，而是在爱自己！在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