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清贫不是成为优秀作家的充要条件。
换言之,作家不必要清贫。
实际上海明威自己说过:优裕的经济条件是有利于写作的。
但作家清贫的概率很大。
这逻辑类似于:一个运动员不一定需要通过受伤才能成为巨星。
但巨星运动员免不了会受伤。
从历史角度来看,作家的水平与其清贫与否没有必然关系,而跟其是否受大众欢迎有关。
纳博科夫1955年之前已经写出了他大部分好作品,但并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必须在康奈尔当老师;《洛丽塔》被当做色情小说出版后意外大红,他才能继续出版之后《微暗的火》之类,然后发财。
马尔克斯38岁之前已经出版了他自认为最好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但必须到《百年孤独》大红之后,他才真正火起来。
此前他连买邮票寄书稿的钱都没了。
实际上马尔克斯出版的前四本书到他33岁时,大概卖了1000册。
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在1960年代才被评论家们捧起来的,在出版当时并不如姐妹的其他书比如《简·爱》畅销。
19世纪法国最畅销的书并不是我们如今所知不朽的雨果与巴尔扎克们,而是欧仁·苏一本讲上流社会八卦的《巴黎的秘密》,之后大仲马受此刺激才写了《基督山伯爵》。
不止是现代。
历史上最畅销的,永远是贴近市民大众的小说。
说直白点,冯梦龙与曹雪芹各自活着的时候,前者的书畅销多了。
往往一本不那么贴近大众的书要畅销,必须靠名家的揄扬、奖项的赞美,才能让大众去买一本——“虽然不一定读得懂,但据说是好的”。
不朽如《追忆似水年华》,也经历过类似的命运。
王小波生前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名誉,这点我们都知道了。
他在《青铜时代》的序,著名的《我的师承》里如是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做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做品却默默无闻。
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做品并没有写出来。
这些做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做品是不可能的。
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至于现在,互联网时代,对写作者而言,算友好,但也严酷。
在大陆出书,纯文学首印一万算挺好的了。
我所认识的传统纸媒作家,单靠写书版税能养活自己的比率颇低,基本得靠写专栏、做编辑等来养活自己写小说。
台湾作家其实也不易。
我的某本书输出台湾版权时(后来似乎还得了《联合早报》一个犄角旮旯什么小奖),印了三千册。
我当时还嫌低,人说这在台湾算正常印数。
我的编辑这么说:“在台湾,能只靠写作而不是其他副业活得滋润的作家,就局限在二位数。
”当然,这时代对肯写字的人算挺友好,靠其他方式,比如公众号,比如影视版权,比如网文写作,比如专栏,也可以养活自己。
但默默写字,确切说,写纸媒的,要发大财,挺难。
清贫对有些人而言是经历,就像苦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是经历。
但清贫对写作本身,帮助不是很大。
还是那句:优裕的经济条件是有利于写作以及一切艺术创作的。
提问这位的朋友,应该是明白以上真理,已经做好清贫了的准备,知其不可而为之地矢志写作。
但并不是强调清贫才造就写作必经之路。
这就像是一个少年说,“我已经决定下半辈子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成为球星。
”并不是说伤病会帮助他成为球星,而是他已经做好了穿过炼狱的准备。
我很佩服这类人。
所谓已经看明白生活残忍真相,依然肯继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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