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翻身,难。
需要狠心,需要会抉择;需要自身努力,需要一点远见和格局;需要有主见,需要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需要平平安安,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1990年,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村。
小村挨着一个湖,名叫骆马湖,祖辈便在这里打鱼为生。
那时候家里很穷,穷到什么地步呢?两间茅屋就算住处,一圈芦苇(当地盛产芦苇)就算院墙。
长到三岁,平板车轱辘是我最好的玩具。
其实原本没有这么穷,我父亲是个军人,16岁参军,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年纪轻轻就干到副营级,结果,转业回家了。
转业的原因特别戏剧性:我奶奶对他说,你大哥在念大学,你两个弟弟在上中学,家里十几亩地没人种,你回来吧。
可能有些人,命中注定就是要种地。
我不能理解他,如果是我,我肯定选择独善其身,留在军营。
先别骂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我父亲不够狠心,他从了母命。
从此以后,背着一大家子,再也没能跨越阶级。
这是他当兵时的样子。
他最爱的是机关枪,照了很多照片,不知道藏哪去了。
转业回乡,给安排了个村支书的工作。
其实在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中,若能守住村支书的位置,也能实现阶层的跃迁。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
我奶奶对他说:只有一个儿子不行,将来我孙子打架没人护锤(没人护着),你再生一个。
如今的孩子对我奶奶那辈人的思想状态,生存环境想必都已不能理解。
现在有了争执,更多的人会选择走法律途径,拳脚相加不是明智之举。
而在那时的农村,一棵树,一寸土,都能打的头破血流。
这些绵延不断的争执,恶斗,正是重男轻女思想的温床。
如我奶奶所愿,1990年,我出生了。
不像现在,别说生二胎,生三胎都不会遭受惩罚。
但是在九十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极严苛的年代,也是计生部门权倾朝野的年代:对待超生者,他们扒屋,征粮,为了惩戒那些农民,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人不得不逃奔他乡,也有很多人借此公报私仇、中饱私囊,那个年代,魔幻的很。
我们家也没能逃脱,还额外比别人多一项:副支书抓住机会,把我父亲撸了下来。
时至如今,他们仍常常谈起这段往事,还不忘加一句:儿子,你那时有个外号,叫"下台"。
下台之后,我们家只剩两间茅屋和一圈芦苇,不用出去东躲西藏已经算是对这个老兵的一点敬意。
无论如何,我父亲从此彻底翻不了身。
有些穷人,不会抉择,跨越阶级只是痴人说梦。
———————————1977年,高考恢复了,一批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中就有我大伯。
我大伯小时候不像我父亲那样喜欢上窜下跳,到处打架。
他知道读书的好处,一个人光脚走二十几里路,也要赶到学校念书。
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在会how are you doing就是英语达人的年代,他考上了南京一所大学。
毕业后顺利分配到车辆管理局,从此落脚江苏省会,成为城里人。
在那个很穷很穷的年代,我大伯拥有照相机,拥有桑塔纳,拥有让我们乡下孩子能想象到的一切。
没见过世面的我,甚至指着相片跟大人哭:我被照成假的了。
后来他们每每都会把这个作为趣事跟我谈起。
看看我那一脸不情愿的样子然而,他找了个理发的结了婚。
我没有想贬低理发师的意思,但是那个年代,理发师和大学生,身份悬殊太大。
另外从我奶奶口中得知,大伯同班是有个女孩子对他有意的,女孩子一直等到他完婚。
自然,理发师有着漂亮脸蛋,高个子,直挺的鼻梁。
每每拿出他们寄来的照片,我奶奶,婶婶,包括我妈,都会夸赞一番:真漂亮。
可惜,有得必有失;可惜,年轻时大家总是贪恋美色,却不知感情里,人生中,扛跌的硬通货,永远不是美色。
许是漂亮老婆消磨了意志,许是我大伯的人生追求本就到此为止,他再未往前进一步,直到退休都是科员。
工资在九十年代吊打五个年轻人的他,最后被半个年轻人吊打。
理发师则婚后多年都没有像样的工作,月薪三四千是人生巅峰。
我堂哥继承了他母亲的颜值,长的很帅气。
听说小时候怕他鼻梁不挺还经常捏一捏,可以说是遗传加环境双重努力了。
不幸的是,他可能继承且只继承了理发师的智力,没有考上大学,如今在一家商场租了个柜台销售甜品。
大伯的小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往上跨越,而是在往下走。
人,到底要为自己的决定买单,没有谁能例外。
2008年,我奶奶在我家去世。
丧事办完,大伯当着众人的面要求我爸妈把亲友随的礼钱拿出来平分,尽管我父亲的另外两个胞弟,两个没有上大学的胞弟,一直在劝:算了吧,这些年都是在二哥家,他出力多。
我母亲冷笑一声,把钱分了。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位已经走了好远的理发师,气喘吁吁的跑回来:我把我那份供果落下了(我们那的风俗,丧礼上有猪头等各种供品,可以拿走)。
我看着奶奶的遗像,想起她频频跟我说的那些话:你们将来只要能考上大学,学费你大(方言,大伯的意思)一个人就包圆了。
这可能是我奶奶这辈子说的唯一正确的一句话,我大伯确实差点把我的学费都包走了。
时隔多年,想起那天,包走的不止是钱,更是我多年的榜样,还有我对人性的一点点幻想。
其实我早应该明白,有的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利己的。
从他已改成秦淮河味的口音中,从他端着的架子上,我早应该明白:人家早就和你划清了界限。
有的穷人,可以做到一时的努力,却不能持续,更缺少一点格局。
跨越阶级对他们来说,难的是自己这关。
好在我妈一直教导我:人,要靠自己。
不然现在的我什么样,不能想象。
我也一直告诫自己不要忘记那些亲戚,过年回家,我会尽量给每家买些年货,礼物不多,但是表明我记得他们;聊天,我也必用方言,尽管我可以用流利的京片子装13。
———————-下面,说说我的故事。
与我哥不同,背着"下台"名声的我,不受待见在我妈孕期就体现出来了。
我妈说,怀我哥的时候,营养很好,隔三差五就有老母鸡汤喝。
而到怀我的时候,在三伏天挺着肚子去割一些芦苇卖钱,才能去买点好吃的。
我也割过芦苇,刚打下的芦苇,有很多毛毛,粘在身上,黏糊糊的,让人烦躁。
即使不是在三伏天,也足以让人中暑。
1993年,下了台的父亲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因为和新支书的矛盾愈演愈烈,这种矛盾到了危及家人安全的地步:有一天我哥放学路上掉进了河里,新支书就在旁边,不知道是碰巧路过还是碰巧路过,无动于衷。
把我哥救起来的人很是义愤填膺:你怎么跟没看见似的!村子里也有一些和新支书作对的人,夜路上被打断了腿,人人都知道是谁干的但是又拿不出证据。
总之我父亲越来越感到待不下去了,终于在我3岁那年,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和一些鸡鸭猫狗,来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武庄。
武庄是我姑姑嫁到的地方,距离故乡一百里左右,不算远,但足已摆脱新支书的势力范围。
我随后在武庄生活了十五年,直到拆迁。
有的人,离开一个地方,能够开启一段新人生。
可有的人,无论到哪,都还是被别人、被命运摆布。
我父亲就是那样的人。
作为武庄的外来户,只给批了五亩地,吃饭是够了,想结余是不可能。
好在我的两位叔叔都已高中毕业,奔赴他们美好的人生。
我父亲倒是有余力去做苦力:给钢筋厂做搬运工。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留存着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浑身腱子肉的男人,低着头,拉着一个板车,板车上满满的钢筋,在乡村土路上慢慢蠕动。
板车后面站着一位老太太,擦着眼泪目送。
我奶奶经常说几个兄弟就我父亲可怜。
我父亲听着,不说话。
我也就听着,我不说话。
因为我要说的话,会激怒她,以及我的很多亲友。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奶奶,我甚至有些讨厌她。
我这个回答目前已有三十万的阅读量,或许有一天,我的几个堂弟也会读到,会拿给我的几个叔叔大伯看。
没关系,借这个机会,我把饭桌上不能说的话说给你们这些大叔大伯听。
我奶奶,你们的母亲,是一个不幸的旧社会的女人。
她同样造成了我父亲,我母亲的不幸。
就是你们的母亲,买了糖球,跟我说:快吃,别给你表哥看见。
就是你们的母亲,在我带好朋友回家吃饭的时候,骂骂咧咧,不舍得切那块猪肝。
就是你们的母亲,教唆我父亲打他的女人。
这些,你们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所带来的破坏力。
只有我知道。
我知道有个喝醉酒的男人,把门栓插上,在屋里打老婆。
有个小男孩,哭着伸开小手去护着,却被你们的母亲教训。
我知道有个女人,有一天告诉我床下藏着一个小本本,还有一个6位数字。
那天晚上,她不见了。
我在黑漆漆的庄子里边哭边找:没有月光的夜里,家家户户门口的排水沟总是冷不丁的让我一脚踩空,甚至一屁股坐进去。
我终于带着满身泥水,在一个草垛后面找到了她:她说还是不放心我。
多年以后,这个男人遭遇车祸,守在床边的,却是那个被打的女人。
有的穷人,没有主见就罢了,连小家都照顾不好,还想跨越阶级?而我,那个曾经趴在父亲背上装睡,在母亲抱到床上时突然睁眼吓他们的孩子不见了。
那个跑到父亲跟前要五毛钱,再跑到母亲跟前要五毛钱,买油条的孩子不见了。
从那时起,这个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症,强迫症。
每到夜晚,当别人家灯光亮起,他就会跑到门口,焦急的想他父母为什么还不回来。
—————–你知道强迫症吗?大概率你只是听过,却并不知道。
一双鞋子要摆50遍的痛苦,你不知道。
一双手要洗50遍的扭曲,你体会不到。
想到马路上飞驰的汽车会焦虑,想到高楼大厦会焦虑,甚至坐着不动都能焦虑,那种控制不住的焦虑,你都体会不到。
而这些,对那时的我来说,就是日常。
多年以后,在高考的考场,我也要先花20分钟摆脱这些侵入性思维,才能安安静静答题。
这拜我父亲所赐,更拜你们的母亲所赐。
我庆幸我身边有那些不自私,不狭隘的人,他们有的连字都不认识,却比谁都懂做人的道理。
我大姨父就不识字。
我大姨父说起来是个可怜人,他自幼丧父,由母亲带大。
到了结婚的年纪,家里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地,打光棍几乎是肯定的。
不过他没认命,他看上我大姨,便去给我姥姥家干活,一干好几年,他真娶到了我大姨。
他不是那种爱说笑的人:有时候我妈带着我回娘家,在路上能遇到他:拿着鞭子,架着驴车,一脸忧愁。
他有三个孩子要养,靠这头毛驴帮砖窑拉砖来养,我想,这大概是他忧愁的原因。
但是他看到你,会诚心诚意的笑。
他和大姨会把亲戚给的鱼,或者自己打的鱼,晒干,用盐腌上,捎给我,捎给其他姐妹兄弟家的孩子吃;每年也会养上几只公鸡,伺候一年,到春节时每家给送一只。
每当我吃到那鱼,那鸡,我心里却总是会难过。
很多事情都让我难过。
我难过隔壁的那个裹脚的老太太,你给她俩馒头,她会颠着小脚给你送来一箩筐青菜。
我难过那个总是坐在门前挠腿(腿上长满湿气)的老头,枣树结了果,自己不舍得吃,挨家挨户送一布兜。
我难过我表哥她奶奶,每次找我表哥玩,老人家都要把我们带到她的小屋里,打开一个破旧的木头箱子,解开一块裹了三层,也或许是四层的手绢,从里面拿出两根糖球,我表哥一根,我一根。
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那是我贪恋的人间烟火。
—————-小学,我哥被送到城里念书,由我奶奶专人照顾。
而我,我想是家里财力有限,只能在村口的小学里放养。
乡村小学没有拖堂,没有补习班,也没人对我有多大期望。
有的,是河里的鱼虾和满腿的泥巴,是田间穿成串的蚂蚱,是雨后出洞往树上爬的知了。
那些还没出壳的知了,爬的很慢很慢,一伸手,就能摘下来。
我只有一本课外书:线装的唐诗三百首,从同村收破烂的表爹那里淘来的。
我翻来覆去的读,翻得破破烂烂。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那些美好的意向给我很多慰藉。
小学时代的我,就像校园后面的那片油菜花,无人打理,野蛮生长。
我还挺怀念那春天一大片一大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的,黄的那么耀眼,那是童年才有的颜色。
小学的带课老师没有正经师范学院毕业的,多半是附近的村民,上过几年高中,略微有点文化。
不过好在他们也都鼓励学习,表扬爱学习的孩子。
而我,在那帮乡下孩子里,可能天资略微聪颖,也可能比他们略微认真听讲,我基本霸占了班里第一的位置。
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让我得以坚持学业。
2002年,我直升对口的乡镇中学,双庄一中。
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的巅峰期,长三角、珠三角,到处需要农民工。
附近十里八村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挣到了钱,有好吃的,有好喝的,有好玩的。
很多同学心生向往,枯燥的学校生活与那些年轻人描绘的大城市生活相比,相形见绌。
我表哥是第一个离开的,他骑着自行车,驼上课桌板凳,说:不念了,念不好,念了将来还不是打工!陆陆续续,一个又一个同学放弃了学业。
初一没上完,我的小伙伴们,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
他们都说,读书没用,回家学两年手艺,然后去工厂打工,多好。
他们的父母也这么说。
我父母不这么说,我也不这么想,我坚持留下来。
十年后,我表哥有了孩子。
十六年后,我表哥到处托人,给他送到最好的小学。
他对孩子只有一个期望:好好念书,将来别像他一样,顶着烈日在马路上画标线。
有的穷人,看问题不长远,不愿意投入时间精力读书,也不思考,可怕的是,这往往是一种恶性循环。
我念的乡镇中学条件很差,厕所是旱厕所,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见过:屁股下面就是粪坑,你的排泄物摞在他的排泄物上,快堆满了才有人拉走。
等到雨天,满地蛆虫,从四面八方向你爬过来。
厕所还靠着学校偏僻的角落,夜晚没有灯光,阴森恐怖。
有一回,就是在夜晚,就是在雨天,我闹了肚子,不得不去。
一个人摸黑蹲在石台上,屏着呼吸,强压着内心的恐惧,任由蛆虫在我的布鞋上蠕动。
中学也没有食堂,只有个锅炉房,需要自己带米蒸饭;同学们吃菜则大都是自家腌的豇豆,咸菜。
偶尔,会花五毛钱买一个我们物理老师媳妇小车里卖的花卷。
极其偶尔,还会花上一块钱,买一碗我们数学老师媳妇小车里卖的凉皮。
赶上老师在场,还能多浇点辣椒油,油炸过的那种,很香。
如你所见,我念的是多破的乡镇中学。
但我觉得那时候还是很快乐,每晚8点,晚自习熄灯后,我喜欢站在路灯下,接着背我的唐诗宋词:”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我喜欢窝在由旧教室改成的五六十人住的大通铺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和牛顿聊一聊加速度和自由落体。
我还记得我的英语老师,韩露,她说她是寒露时节出生的,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她是个有真性情的漂亮女子,喝醉酒的她在办公室里给他男朋友打电话说想他,哭的满脸是泪,从椅子上摔下来。
她也精通日语,我的一点日语功底,就是跟她学的。
我还记得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粉笔头是他最拿手的武器。
交头接耳之际,粉笔头嗖嗖的飞过来。
成绩下滑,粉笔头还是嗖嗖的飞过来。
我还记得我的语文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
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秉承着教书育人的执念。
2005年,我应该是这所乡镇中学的第一还是第二名,考上了江苏省四星级重点高中:宿迁中学。
进入高中,和打下良好基础的城里孩子竞争,压力就很大了。
高一还凑合,数学物理还没有那么难,我还可以考第一,还做了班长。
慢慢的,数学物理就达到瓶颈。
尤其是数学,无论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到几点,永远考不到140,而有的同学,满分是家常便饭。
等到高二分科,班主任直接给我下了定论:曹执,你报文科,将来能考取南京大学,你报理科,你连南理工都考不上。
我没听他的,毕竟我是个有主见的人。
2008年,江苏高考改革,只有语数外计分。
那年理科一本线是330,我考了378,其中数学只有124分。
我在年级排名77,全省50万人排在2万左右。
我确实没考上南大(考上南大需要400分出头,五六千名左右),我进了北京一所医学院校。
初到北京,见识到了她的繁华,见识到了她外表的光鲜。
那时的北京,离我那么遥远。
2009年,我在肯德基做兼职,因为我的生活费一个月只有500,我得吃饭。
我的工作是做汉堡:半成品的圆形面包片,加热45秒,不多不少。
夹上和着面炸出来的辣鸡,两片生菜,10克甜面酱,一个辣堡出炉。
有时候骑手不够,我也要顶班。
骑手则需要在指定时间内送完一单,或15分钟,或20分钟。
骑着电瓶车,在大北京穿梭;在写字楼,在高档住宅,在胡同里穿梭;在风里雨里穿梭。
工资按小时计,一个小时七块。
我记得那个停电的小区:我扛着宅急送的保温箱爬到十四楼,坐在漆黑的楼道里,摘下被汗水浸湿的头盔,喘喘气;我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骑着电瓶车略过我的大学门口,瞥见灯光下那些带着笑颜的年轻身影,雪花盖在我的眼镜片上,化成水;我记得中环酒店里给我小费的外国人,那带着善意的眼神;我记得那个嫌弃我事先没有备好零钱的女人,那带着不屑的嘴角;我记得那个给我拉过一把椅子,让我陪他聊会天的老头:他从设计院退休,养老金一万多,身居大房,独享凄凉。
那年,在二环路的里边,我和最真实的北京亲密接触。
可能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并喜欢上这座城市。
以前的我,向往的可是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2010年,2011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依旧是读书和兼职,但兼职由体力改成了脑力,家教一个小时50到100不等。
2012年,考研,在图书馆自习遇到了她。
仿佛也是命运,两个相隔千里的人相遇,仿佛也是注定,我在考研的关口追求人家。
在送她的水果上写情话:做一些搞笑的东西:带她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去薰衣草庄园:去很多很多地方。
她爱吃烤鱼,我们吃遍了北京的烤鱼店,有时候坐两个小时公交也要去。
我们一起看过很多电影。
她就是那只可爱的小妖。
我这人待人真诚,喜欢人家就倾其所有,拿女朋友当媳妇看待(那时,经过本科的兼职以及奖学金等等,以及研究生期间的私活外快,已经有了一定积蓄)。
这是2015年初我送她的车,在她名下,当然了,号,是人家摇的。
2017年,她硕士毕业了,也找到了有户口,稳定,薪水还可以的工作。
那一年,我俩领证。
工作后的收入还是远比外快来的多一些,我们甚至开始看房,想象着未来的装修布置。
作为一个穷人,好像我很快就能翻身了。
2017年,我父亲车祸。
住院期间,每天费用滚雪花一般,昏迷也不知何时能醒,刚刚工作一年的积蓄,根本撑不了多久。
那段时间是灰色的,陪床,官司,筹钱。
一下子又要回到一贫如洗的样子。
穷人,想要跨越阶级,你得祈求平平安安。
你得买好保险。
好在后来父亲醒过来了,算是上天对他多年辛苦的一点眷顾。
还是2017年,我开始创办公司。
在师兄等人的帮助下,营业额还不错。
很忙,很累,但是很有成效。
2019年,我在北京的第十一年,我买下了一套房子。
四环外一点点,大两居,新房。
此时距离北京爱情故事上映已经过去了5年,距离蜗居上映已过去了11年。
当年,石小猛背弃沈冰,放弃尊严,还够得着38平米的房子。
如今,帝都的石小猛们就算把尊严踏在脚底下,也不大容易够得着大北京的房了。
如今五环外一套90平的房,都要接近五百万,而帝都2018年的人均工资不过刚刚过万,怎么够得着?我够着了,不是我有多牛,而是靠一点点运气。
准确的说,是我媳妇的运气:丰台区两万多人申请,一万多人审核通过,分一千套房子。
她,摇进了前一千,省出了两三百万。
这样首付就只需要140多万了,靠自己工作三年的积蓄,加上亲友给的一点点支持,凑够了。
穷人跨越阶级,除了努力,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像我媳妇这样的运气。
有的人说,你这不算跨越阶级,你这只是叫立足。
跨不跨越的,没关系,至少我在一步步跨越之前的生活。
另外可以确定的是,我的儿女,他们的爹有户口有房,他们不必经历像我这样的辛苦漂泊。
————写在最后:几天前,我开始写这个回答时,是第1396个答者。
现在,当你查看这个问题下的全部回答时,按默认排序我已经升到了第15位。
为什么在前进?因为其中一千个人打了一句话就懒得再说下去,因为另外三百人空洞的写了两句总结。
这1300位,只是起跑线靠前,但是自身早已放弃了。
真正要费点力超越的,只是前面那9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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