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在斯坦福的那场著名的演讲中提到，人生某种意义上就是connecting the dots，里德学院旁听的美术课程給了乔布斯对美的品味，这影响了他日后创办公司对于产品风格的把握。

而一些贵人，同样也如同Dots，对一个人的影响甚至是连续的，演进的。

关于这个分级，大约还是五年前出现的天猫还叫淘宝商城的时候，如今具体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最典型的，马云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行业领袖了，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第三级的范围，因此说他是2级人物也丝毫不为过。

那么，马云作为一个传奇式的成功人物，“贵人相助”因素有多大呢？现在回顾马云的到目前的一生，简直是个bug的存在，因为他的一生遇到了太多太多的贵人。

当然有些贵人，是他具备一定量级影响力之后找上门来的，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另外一些贵人的出现，则和马云自身的交际天赋，尝试探索的本性有关。

马云在他15岁时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Ken Morley，一位刚刚退休的澳大利亚电气工程师，在1970年代加入了澳中友好协会，几年中携家人遍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一次杭州之行中，他们遇到了在西湖边找外国人搭讪学英语的马云，肯的儿子和马云大概同龄，两人玩的很是开心（右边的男孩就是肯的儿子，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封闭，外籍人士来华需要在胸口挂上类似“通行证”的证件，以备查验）就这样，马云和这家人截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此后的岁月里，马云时常和对方用信件联络，Ken会让马云用一张大的信纸写，四周留白，这样就可以方便给他修改，附着复印件寄回，以提高他的英语水平。

肯一家在几年内也多次造访杭州，马云多次负责接待：五年之后，两人都长大了：在同年，马云在经历了3次高考之后，于1984年考入了杭州师范学院，在大一暑假受到了肯的邀请，去澳大利亚回访。

为了为了促成马云的这次旅行，肯颇费周折：他去了纽卡斯尔市政府，并向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发电报说明情况。

但这段经历对于马云的三观塑造有着莫大的帮助，首先这个过程极为艰辛，马云一个人去了北京，在一个地下旅馆呆了一周，申请了7次，才软磨硬泡拿到了签证；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现金的物质精神文明让年轻的马云备受冲击，可以说这次澳大利亚之行重塑了马云的三观：可以说，马云从开始的定位是一个国际级别的人物，这是在他15岁时就已经埋下的伏笔，不要忘了，那时的国情是怎样的封闭。

马云的人生在1983年遭遇了最低谷，第二次高考失败之后，他一度以蹬三轮送书度日，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路遥。

这本励志小说教父级的人物的一本《人生》又重燃了马云的斗志，他毅然决然地继续复读，准备参加第三次高考。

马云第三次高考其实是有点半工半读性质，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马云这脑子确实不是读书的料，之后他多次也承认了这一点，最后一年也异常煎熬好几次想要放弃。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三个贵人：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睒睒，也是我父亲的忘年交。

此人比马云大了10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上山下乡耽误了五年，后来恢复高考屡试不中，只好是参加工作，伺机考铁饭碗。

当时是两个人租住在浙江文联的一栋宿舍楼上，钟睒睒住在马云的楼上，每次夜幕降临，两人一同下班回来，相互作别，同时两扇窗户亮起了灯光，直到深夜。

就在马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楼上却传来了捷报。

钟睒睒终于在而立之年考入报社，成为了《浙江日报》的一名记者。

这给了马云一个刺激，这时候离高考只有几个月了，楼上的事迹让马云再次鼓足勇气坚持了下去。

可以说，路遥和钟睒睒都是马云在同一阶段遇到的两位贵人——一个是鸡汤、另一个是鸡血，正是这两针强心剂，才让马云走完了人生最为关键的一步，之后鬼使神差的进入了杭师院。

虽然在浙大三本流行的知乎，杭师院简直连五本都算不上，但对于马云个人而言则有着非常的意义，可以说，杭师院虽然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却是最适合马云的大学，杭师大之于马云，相当于井冈山之于毛泽东，围绕这个中心，马云展开的是极为复杂的人际运作。

大学里，马云交友广泛，成了杭州学联主席，其中的人脉在十几年后仍然起着作用，但最为重要的贵人，莫过于他的妻子张瑛，浙江嵊州人，和祖籍嵊州的马云是真正意义上的老乡。

两人一见如故，风雨数十载。

从妻子兼同事到后来的妻子兼创业合伙人，张瑛的对马云而言绝对是贤内助，在其早期甚至是帮手的作用，譬如在外经贸部外聘时期，杨致远访华游长城，就是由马云和张瑛全程陪同的：阿里巴巴创业早期，在湖畔花园的公寓，张瑛充当的是秘书和场记的角色。

在阿里的早期纪录片中，你可以看到她总是坐在最外围，不动声色地看着慷慨激昂的马云，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录着。

大学毕业之后的马云，在杭州电子工学院当了七年的老师，这对于日后爱折腾的马云来说似乎是反常的。

原因是由于，杭师院的一个领导把学校唯一去大学教书的名额给了马云，要求马云必须要在那里呆至满七年——这七年有期徒刑自然没有那么好熬过去，从1988年到1995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确立，改革浪潮波澜壮阔的几年。

92年海南房地产热，有人开一个月八千的天价让马云去那边做翻译，也有人找马云去发其它大财的，都因为刑期未满不得不放弃。

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命运就是如此不可测，失去了那些发大财的机会，上天却给马云指派了一个贵人，正是这个贵人，让马云赚到了发之前100次大财都赚不到的钱，因为正是他将马云引入了互联网世界。

原来，在1994年，杭州电子工学院来了一个叫 Bill Aho 的外教，来自西雅图，那时候的美国早已进入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二波浪潮，而中国还处在互联网来临前的黑暗之中，软件之都的Bill自然是当仁不让地跟马云介绍互联网，马云听得很激动。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马云正好得到了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机会，这是另一条线索，暂且不表。

总之是马云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虎口脱险，在赌博机上赢了600美元之后，匆匆赶往西雅图，和Bill会面，两人之前约定过来美国一定要让马云见识一下互联网。

之后的故事就不说了，马云第一次接触电脑和互联网，Bill的一个亲戚当时在美国开了一家小型的互联网广告公司，实际上马云的第一次互联网商业活动的合伙人就是和这家公司——就是给中国的公司做网页，2万人民币，美方拿12000，马云拿8000…不过精明的马云不久就找到了大陆方面会做网页的人，就一脚把这个合伙人给踢开了。

马云做中国黄页半年左右，马云转变思路还是要借势，转向了给政府做宣传。

1995年7月，中国黄页为浙江省外宣办做了一个网站，在网上宣传浙江的经济文化，美其名曰“金鸽工程”。

而之后在全国的互联网界打开名声，则依靠了两位贵人，一位是《人民日报》未来发展局的局长谷家旺。

由于谷家旺有过留洋经历并且对互联网也有些了解，所以给了他一次向高级别领导做互联网介绍的机会。

马云当时的心情很紧张，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太激动了。

演讲结束后，一位领导走了过来，握着马云的手说：“你讲得真好。

我们明天就打报告给中央，让《人民日报》上网。

”我终于，马云用半年时间把《人民日报》搬上了网络。

《人民日报》上网之后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而第另一位则是杭州老乡樊馨蔓，也就是导演张纪中的老婆，时任央视的节目编导。

她跟拍了马云整整一天，做了一个叫做《书生马云》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全国曝光的机会。

而马云也借此机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自我公关。

创业团队方面，马云遇到最重要的贵人便是阿里的原3号员工孙彤宇，之前的文章提过，马云对于具体业务的能力并不擅长，而此人一手负责淘宝的初创业务，为击退ebay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马云是毛泽东的话，孙的地位可以用林彪来类比。

但由于功高盖主，被马云杯酒释兵权，但其夫人彭蕾，依旧是目前阿里的高管之一，负责着阿里巴巴目前最为核心的金融业务。

在这之后的蔡崇信、孙正义等人，一方面由于做到一定位置，遇到也是顺理成章，缺乏偶然的戏剧性；另一方面其事迹也算是大众熟知，不再赘述了。

那么，为什么马云早期会遇到那么多贵人呢？这个马云的行为模式有关，如果高考比交际能力，马云大概能上清华。

马云的交际模式是有一套方法论的，如果你研究过某一段流出的录音，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之处，这种人的大脑天生是为交际而生的，不仅对于点对点的联系驾轻就熟，甚至对于网络式的交际也非常在行，这也就是为什么马云的早期的社交圈子广阔到可以和清华学霸的知识网络图相提并论。

成功的人擅于将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纳为己用，在必要的时候或放低身段或礼贤下士。

文中所提及的不少企业家都是我小时候父亲的餐桌谈资，也颇有些带有60后特色的“成功学”意味。

早年他创业的时候，正是钟老推荐的客户让他在98年事务所吸纳创始合伙人的时候成为了其中最年轻的新人。

对农夫山泉，传化集团，滨江地产等如今声名鹊起的浙商寡头，我们家一直怀有感激和敬佩之情。

作为后辈，自然需要取其所长，接过父辈们的旗帜。

那个年代的创业者是豪爽的，钟老当年是个水厂老板，义气风发。

省立会计师事务所时代，60末出生的行业元老们还是25岁上下的新兵。

而如今，都有了自己的桃李，成为了提携后人的那一方。

遇到贵人只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连续地遇到贵人，以及把这剧情再延续下去，而不是一个麦格芬，这才是关于成功更为主体的部分。

或许，这才是身为年轻一代的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人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