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也排名，死也排名：US News 排行，一本二流杂志的商业自救U.S.News 美国大学排行榜自发布至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申请者的“升学圣经”，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学生以此为标准选择学校。

虽然排名的客观性、公正性屡屡遭受质疑，但不少人认为这有助于学生和家长更好地选择学校，也可以促进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甚至是促进社会发展。

但结果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二流杂志的自救项目1983 年，美国一家濒临停刊的杂志《美国新闻》（U.S. News）决定开展一个规模庞大的项目：为全美的 1800 所学院和大学排名，借此指导数百万年轻人做好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

对于许多人来说，选择大学将决定他们的职业道路、终身的好友圈，通常还包括终身伴侣。

此外，杂志编辑也希望这个大学排名项目能带动杂志销量——没准在推出大学排名的那一周里，《美国新闻》的销量能追上《时代》和《新闻周刊》呢。

但是，要基于什么数据进行大学排名呢？起初，《美国新闻》的工作人员完全依靠他们寄给各大学校长的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反馈结果进行评分。

结果，斯坦福大学位居全美综合性大学之首，阿默斯特学院则是排名第一的文科学院。

排名结果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也令很多大学的校领导非常愤怒。

杂志社收到了排山倒海般的投诉，内容都是控诉排名结果有失公正的。

许多大学的校长、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坚持认为自己的学校应该获得更高的排名，杂志社应该再去仔细研究一下有关的数据。

接下来几年，《美国新闻》的编辑一直在思考他们具体可以测量什么数据。

虽然他们找到了许多种计算模型，但这些模型的数据不够严谨。

评估因素来自直觉，模型确立粗糙，统计分析也缺少根据。

仅仅是找到相关变量，赋予其一定的权重，模型就完成了。

他们无法量化一个学生在4年大学生活中的学习、幸福、信心、友谊等全部方面的情况。

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对高等教育的定位是：“高等教育是深化自我实现、扩大个人生产力和增加个人回报的途径”，但不管是其中的哪一条都不适合放在大学排名模型中。

排名结果中占3/4权重的分数都来自一些统计数据——高中生的SA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学校的学生教师比、录取率等等；另外占1/4权重的分数则来自全美各地的大学校长的主观评价。

成为全美标准后的恶性循环当《美国新闻》的大学排名发展成全美标准时，恶性循环出现了。

排名会自行巩固。

如果一所大学在《美国新闻》所发布的排名中名次靠后，它的声誉就会下降，生源情况就会恶化。

优秀的学生会避开这所大学，优秀的教授也一样。

已毕业的校友将减少捐款。

因此，这所学校的排名就会继续下跌。

简单来说，排名决定了大学的命运。

以前，大学有各种方法可以宣扬学校教育的成功，许多是靠传闻逸事。

例如，某些教授得到了众多学生的一致好评；一些学生在毕业后走上了杰出的职业之路，成为外交官或者成功的企业家；还有一些学生出版了一流的小说。

这些正面事迹经由口口相传广为人知，学校的声誉也由此提升。

但是，麦卡利斯特学院就比里德学院好吗？或者爱荷华大学就比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差吗？这很难说。

不同的大学就像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不同的饮食习惯，对于某所大学的评价众说纷纭，好坏两方面都可以列出充分的理由。

而现在，大学的整体声誉被一组数字蒙上了绝对化的阴影。

如果你站在大学校长的角度思考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大学排名其实是很糟糕的。

校长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提高与学校教育优秀度有关的15个考核项的分数，来提高学校声誉。

他们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每天都在祈求老师给高分。

如果《美国新闻》发表的大学排名只在小范围内流行，倒也不会造成什么麻烦。

但是，这个排名的影响力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一个全美标准。

教育界一下子紧张起来，迅速给大学校长和学生都设定了严格的任务清单。

《美国新闻》大学排名的巨大规模造成了大范围的伤害，导致了无尽的恶性循环。

算法是被排除在外的成本因素在《美国新闻》大学排名事件中，从高中毕业生到大学校友再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人们很快接受了该排名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一个体现。

因此，各个大学只能选择配合，他们不得不努力提高排名所涉及的每一个考核项的分数。

其实，许多学校最焦虑的是那不能控制的占排名结果1/4权重的因素，即声誉分数，来自各个大学、学院的校领导给出的问卷调查反馈。

用学术术语来说，《美国新闻》的评估模型是一种分布模型。

这导致了一场学校间的“军备竞赛”。

另一个问题是，大学无法控制占1/4权重的声誉分数。

招生主任雷蒙德·布朗指出，声誉是模型中权重最大的变量，“这很荒谬，因为它完全是主观的”。

新生招生主管威斯·瓦戈纳则指出，为了提高声誉分数，各大学都在纷纷为自己打广告。

但许多大学选择着重提升那3/4的可控数据，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学校环境，努力让校园更具吸引力。

于是，学费一路飙升。

从1985-2013年，高等教育的学费上涨了5倍以上，差不多是通货膨胀率的4倍。

为了吸引顶尖的学生，各大学纷纷开始大力投入校园基础建设，建造有玻璃墙的学生中心、豪华的宿舍，以及带攀岩墙和漩涡浴缸的健身房等。

从表面来看，这对学生来说是好事，这些设施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体验——前提是他们不需要以助学贷款的形式承担这些费用，偿还助学贷款的压力可能会跟随学生几十年的时间。

现在，我们能看出来USNews犯下的最大错误来自他们没有纳入考虑的变量：学杂费、学生助学金。

他们把成本排除在算法外，这就好像是给大学校长们递了一本镀金支票簿。

后者要遵循的唯一指令，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15个考核指标的评分，而降低成本则不在其列。

事实上，提高学费反而能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提升考核项目的表现。

模型是 3/4 可控因素的荒谬那么除了成本，大学排名模型在其他方面也合理吗？1996年，斯坦福大学前校长Gerhard Casper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编辑James Fallows写了一封私信。

信中明确指出了模型数据的错误。

大学的变化无法在短时间内表现出来这种行为本身（可能有助于产生关注和销售 ）会腐蚀这些排名和杂志本身的可信度。

大学变化非常缓慢- 在许多方面比我想要的更慢。

然而，美国新闻排名背后的人们引导读者相信，大学质量会像民意调查中的政治家一样上下流动，或者说是去年的排名是错误的，但今年是正确的（当然，到明年证明他们是错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提交的统计数据—从一年到下一年变化不可能太大，因此只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在改变的是杂志的数字公式，而不是大学。

增值的衡量是无效的Gerhard Casper校长在信件中提到：衡量学校增加教育价值的方法—重点关注学校预测毕业率- 基于学生的中位数或平均SAT或ACT分数以及每名学生的教育支出与实际毕业率之间的差异—是极其荒谬的。

他指出这个指标如同圣杯，至今还未有人找到。

而Gerhard Casper校长举出的“增值”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加州理工学院提供了非常严苛的课程，无可否认为学生增添了很多价值。

然而，加州理工学院因“预计”毕业率达到99％，实际毕业率达到85％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创造这种“衡量标准”的人们是否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许多学生没有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正是因为他们发现加州理工学院过于严谨和高要求 – 也就是说，为他们增加了太多的价值？通过提供水课和自动给A 成绩，Caltech可轻松满足99％的“预测”毕业率。

这会增加价值吗？提出这个公式的人如何能够将毕业率作为衡量增值的标准？即使他们可以，他们究竟如何设法将测试分数和“教育支出”（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来预测毕业率？USNews大学排行的模型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它自诞生以来就遭受多方的质疑，并且排名也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发挥它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一些列愈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剧场效应：被绑架的大学随着大学排名的扩展和影响力的增强，许多不愿意参加大学排名的学校也不得不参加。

因为如果他们在排行榜上取得一个好名次，直接导致学校生源下降、捐赠数额减少等等。

所以大学不得不浪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去提高名次，而不是专注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一些大学的校领导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排名，甚至是数据造假。

据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报道称，早在今年7月份，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一位系主任在向US.News上交申报材料时，提供虚假数据。

然而，在各方人士“灭火”没多久，又被爆出更大的丑闻—又有8家学校承认自己在申请US.News时造假，提供了“不正确”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校领导则试图努力去迎合《美国新闻》的模型，得到更高的排名，他们就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吸引来更优秀的学生和教授，然后进一步提高排名。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每个学生都是一个投资组合出于提升排名名次的需要，各个大学就像管理投资组合一样管理着自己的学生。

在校领导看来，每一个准大学生都代表着一组资产和一两项债务。

比如，一名高中生在体育赛事上的优秀表现就被视为一种资产，但同时其成绩可能处于中下游水平，后者就是债务。

他可能还需要申请助学金，这又是一项债务。

为了平衡投资组合，他们应该发掘其他能自费上学并且成绩优秀的考生。

但是那些理想考生即使被录取了也可能会选择去其他更好的学校。

这也是一个必须要量化的风险。

鉴于整个评估体系非常复杂，为了“优化招生”，教育咨询产业兴起了。

同时排名模型产生的恶性循环及其引起的广泛焦虑，导致了整个升学辅导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

教育公司的专业人士更熟悉和了解每个学校的招生模型，所以他们知道怎样让一个准大学生更大概率地被纳入其目标学校的“投资组合”之中。

贫穷和中产阶级社会阶层固化每所大学的招生模型全部或者至少一部分来源于《美国新闻》的大学排名模型。

这就为专业咨询人士创造了巨大的商机，通过培养其在各个大学的人脉以获取第一手信息或者逆向推导各个学校的招生模型算法，他们破解了绝大部分学校的招生模型。

当然，主要受害者仍然是美国的大多数，即穷人和中产阶层，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在课程和咨询公司上。

他们错失了珍贵的内部信息。

结果是，教育体系偏离穷人和中产阶层，将他们推向贫穷之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

学生是适应大学的机器但是，即使是那些想尽办法进入了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并不是赢家。

大学招生制度只对少数人而言是有利可图的，且根本没有任何教育价值，只不过是以某种新奇的方式将一群18岁的孩子重新排序分类。

在备考阶段，掌握更多的篮球技巧或者在专业辅导人员的帮助下写出符合目标大学标准的申请书并不能让他们掌握真正有意义的技能。

更不用说很多人都是靠蒙混过关的。

所有这些学生，不管是来自富人阶级还是来自工人阶级，都被培训成要去适应这台巨大的机器，但，不然又能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