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uitar古典吉他杂志编委、青年吉他演奏家、苏州大学音乐学院院办主任管沧先生的一组文章，在羊年伊始与各位琴友分享】探索时期Athena，我心中永远的痛 那把2005年完成的Dake Traphagen 云杉面板吉他是母亲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确切地说，这是我人生使用的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会吉他。

琴是由北京的杜一鹏先生帮我订的，我还和他学过一段时间琴，他给过我许多帮助，开阔了我不少眼界。

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结实我未来的同门师兄Jan Depreter—-对我的艺术生命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几位挚友之一。

Dake Traphagen 先生是美国知名的吉他制作家。

想许多制作家一样，他喜欢给自己的每一件作品起个名字，我的这把叫做Athena（雅典娜），女神的名字。

琴如其名，大气的声音、上乘的云杉面板、华丽的马达加斯加背侧板，厚实的箱体，配上朴实的Sloane 旋钮。

真的让人想到雅典娜的雕塑，绝对是一件艺术品！我那时的演奏风格也开始逐渐脱离中央院陈派的影响，变得硬朗起来。

这种风格的变化是受双向影响的—–自身的诉求和琴可提供的可能性。

那段探索的时光既有磨合期的挫败，又有蜜月期的甜蜜，十分的微妙。

然而，就如历史上的许多美人一样，Athena也是红颜薄命。

她随我赴欧洲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胜利而归。

而当我即将正式踏上欧洲游学之路时，她却无法陪伴我的旅程。

如果把乐器比作演奏者的配偶，那么Athena就是我早逝的新婚妻子。

而且她就像被诅咒了一般，两次厄运都发生在她身上。

第一次是在出国前夕，我从深圳坐飞机回北京。

当时由于琴箱大，就作为超标行李托运了。

（在欧洲考试的时候，琴也被托运过，当时是空姐直接从我手上接过琴，亲自提着送进货仓放好的，降落后又由空姐亲自取出。

我就幼稚地以为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会如此温柔。

而且之前跟杜先生去乐展时，也是托运了琴的。

）我看了看那貌似结实的Hiscox琴箱，把易碎标识贴上去，放上了特殊行李的传送带。

下飞机的时候，我拎着琴箱就走了，直到到了晴川家，我打开琴盒准备跟他弹二重奏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琴的腰部很扎腿，翻过来一看，我吓傻了。

侧板裂开两条巨大的口子。

我顿时慌乱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奔回了首都机场，得到的回应就是，琴没有买保险，航空公司最高的赔偿金额为6000元，或者按公斤算了赔偿，那就更少了。

上帝啊，6000元只够维修的寄费。

在杜先生的帮助下，我最终索取到1万多元的赔偿，把琴寄回给Dake修理了。

琴不同于爱人的地方就在于，琴同时又是你手中的兵器。

Dake在回信中说要大约10个月后才能把Athena修好寄回来。

你可以10个月暂时不见老婆，最多是个相思之苦。

可是10个月没有兵器，该怎么战斗？眼看着就要奔赴荷兰海牙，我总不能到了那儿跟Zoran Dukic和Enno Voorhorst两位大师说我没有琴吧？情急之下，我只好从杜先生那儿再拿了一把琴，依然是Dake Traphagen, 2006年的红松（雪杉面板），琴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

我在海牙的整个第一学年，就是与这把红松琴为伴的。

后来，我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小笔生活费外加学院颁发的奖学金，支付了这把吉他。

Athena 修好后寄回了中国。

那是07年夏天，JanDepreter与我一同回到中国进行了三个城市的巡演，共四场音乐会。

与Athena重逢时我欣喜若狂，接着就在后三场音乐会中使用了她。

Dake 把整个侧板给换掉了，修好的Athena就如崭新的一样，表现也依旧出色。

我心中的如意算盘是，回荷兰后，红松的那把就卖给我的二重奏搭档Erik，因为他一直对那把琴很感兴趣，我也答应过他一旦Athena修好后，就可以把另一把卖给他。

我用回Athena。

这样我们的二重奏就是两把Traphagen，一红一白，够威风。

可是，这个愿望压根儿就没能实现，因为第二次厄运很快就悄然降临了。

巡演结束后，我拿到了另一把新琴，Kevin Aram。

计划是这样的，我需要预支自己下一年度的生活费来支付这把Aram，回到荷兰后，Erik会把红松Traphagen的钱付给我，这样就基本补回来了。

可是回荷兰的时候，我无法同时带两把琴上飞机，有一把必须寄过去。

我自然选择了更为娇贵的Aram随身携带，Athena通过DHL寄回荷兰。

而就是这一寄，让Athena彻底地离开了我。

关于这第二次，我不想叙述太多，因为那是永恒的阴影。

签收Athena的前一晚，一个疯狂的老太太拦住了我和Victor，向我们传教，并且煽动我们入教会。

我们俩都不感兴趣，我态度很温和地跟她说，我们尊重上帝，但不意味着我们要入教。

而Victor就没怎么搭理她，就说他才不信上帝。

老太太癫狂地冲Victor喊道：“如果你不信上帝，上帝就不会保护你，你会被诅咒的！”后来，确实诅咒了。

可被诅咒的不是Victor，而是我。

第二天当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厚实的防撞泡沫打开琴箱的时候，我看见的是Athena残败不堪的尸体。

侧板毁了，面板也毁了，完全无法修复。

我背靠着墙，瘫软地坐在地板上一言不发。

房间里一片死寂，我的心碎了… 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他就是不公平的。

我甚至对上帝表示敬畏，可又如何呢？同一种悲剧在同一把琴上发生两次！再看那些吉他代理商们，还有不少我的同行，来来回回空运吉他，却很少听说出事。

上了保险又如何？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一个曾经与我如此亲密的生命。

Athena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从那以后，我常常被一种噩梦惊醒，就是打开琴盒发现自己的吉他变成了一块一块的。

从那以后，我宁可不登飞机也不托运自己的琴。

人在哪儿琴就在哪儿。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用过Hiscox的琴箱，不是因为它不结实（任何琴箱都承受不起Athena所经受过的那种撞击），只是我不要再看到它。

不能带你一起漂泊旅行，也要让我的挚友守护你。

Athena的遗体至今封存在荷兰制作家Otto Vowinkel先生的作坊里。